四渡赤水两次败仗 毛泽东却称其为一生当中的“得意之笔”

红军继续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成为了当务之急。

解说：渡过赤水河的中央红军打乱了川军在土城与红军决战的部署，同时也打乱了《渡江作战计划》中的预想。由于红军首长们临时决定西渡赤水，寻找新的渡口，继续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成为了当务之急。

从二局截获的情报上看，此时在赤水河以西的叙永、古蔺地区只驻防着川军的七个团，士兵并不充足的川军将布防重点放在叙永、古蔺县城里，此时如果能攻下叙永县城，也可以为从宜宾北渡长江赢得先机。1935年2月2日，红一军团二师开始攻击叙永县城，然而攻城进展却并不顺利，至3日下午叙永县城仍未攻获。此时，川军的援军开始陆续赶到叙永，为了避免红军的消耗，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攻克叙永从宜宾北渡长江的计划。2月3日晚10点，中革军委通电各军团首长，要求他们迅速脱离与川军的接触，集结部队向川滇交界的扎西地区运动，一方面可以让部队有所休整，另一方面在云南寻找机会渡过长江上游的最大支流金沙江，继续北上。

罗小明：所以当时考虑换一个方向，他们几个首长就在那讨论，朱老总讲，我当初离开云南就是从这里走的，1922年的时候，朱老总在昆明，然后人家搞了政变把他们赶跑了，朱老总他们就是差不多3月多从昆明北边，皎平渡那附近过的江到的会理，从会理经过重庆到的上海找的共产党。所以他一讲这个，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贵州方向过不去，我们转到云南方向。

解说：1935年2月6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云南扎西的水田寨大河滩一带，这个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地方，还有一个别名叫“鸡鸣三省”。中央红军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由于战斗减员以及掉队等多方面原因虽然师团一级的建制仍然存在，但营连排一级的战斗人员人数与满编时相比出入较大，很多连一级的单位实际人数连一个排都不到。

陈宇（长征史研究专家）：当时我们部队打的啊，减员很重，最后整编，红一军团整编为六个团，一个军团就剩六个团了，红三军团剩四个团，红五军团三个团，红九军团三个团，这样加到一起一共是16个团。

解说：除了编制精简外，红军还将除枪支弹药和生活必需品外的所有辎重物资，甚至连每个班的扫把都扔掉，这支像搬家一样从瑞金出发的队伍一下子变成了甩掉身上的负担轻装上阵。在解决部队轻装上阵问题的同时，另一项来自红军最高层的整编也在进行中。

张闻天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陈晓楠：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形式存在和活动，中央高层的人事任免也都是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来制定的，1929年25岁的王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成归国，随即在他的老校长当时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的帮助之下成为了中共的负责人，而1929年的夏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暑期总结大会上支持王明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反对中山大学支部局的学生发生了矛盾，在那次会议上支持王明的一共有29个人，包括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由于其中徐以新一直摇摆不定，所以这29个人又被称为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解说：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军委纵队来到云南扎西的水田寨，随即将红军总部设在一处乡绅的住宅内，2月5日晚中央政治局在总部驻地召开会议决定以负代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刘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在实际上遵义会议上博古已经就遭到了大家的批评，而且博古这个人也认为他没有能力再领导下去了，这个是双方面的原因，因为当时考虑张闻天是从苏联回来的，跟共产国际的关系比较熟悉，如果让张闻天来当这个名义上的第一把手，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追认，那么张闻天在当时的政治立场上，跟毛泽东是站在一条线上的，所以毛泽东觉得自己出来未必能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但是张闻天出来应该能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当时主要是这样一种考虑。

解说：几天后周恩来将张闻天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审阅的《遵义会议决议》交给了博古，根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长征琐记》中回忆在博古准备交权时何克全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博古没有听他的，还给何克全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把象征权力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

1935年2月初，就在红军首长们在扎西开会之时，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也在部署下一步的剿匪计划，由于此时红军已进入云南境内，蒋介石马上任命滇军领袖龙云出任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同时还将已进贵阳的薛岳部4个师的中央军归入龙云的指挥范畴。上个世纪30年代是龙云统治云南的鼎盛时期，而云南的鸦片贸易也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1929年龙云斥资500万建立南生公司专营鸦片，通过鸦片贸易云南王龙云不仅大发横财，而且通过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越南购买了不少外国先进武器，使滇军的战斗力已不逊于蒋介石的中央军。

周军：龙云的心态跟王家烈，包括跟刘湘跟西南军阀他们都是一个心态，就是又怕红军，又怕蒋介石，他怕蒋介石，特别是王家烈被蒋介石拿掉以后，他的这个心态就更重了，他怕他重蹈王家烈的覆辙。

解说：刚刚上任总司令的龙云马上开始部署围剿红军的《作战方略》，并且派出滇军大将孙渡带领滇军一半的兵力向毕节进发。在龙云看来红军进至威信无非想向北或者向西渡过长江。而四川的刘湘已经集结了重兵把守长江一线，明显要把红军压迫进入云南境内，此时如果不派兵把红军推回四川，那么自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王家烈。1935年2月7日，川军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将指挥部移到了宜宾。至2月9日，川军已经将金沙江至长江一线前往四川的道路彻底封死。与此同时，滇军孙渡的部队也在红军西进云南的道路上筑起共事，而在扎西的南面也有龙云的重兵把守。

决战的态势即将形成之时，开完扎西会议的中央红军却突然掉头向东，走起了回头路。因为此时负责红军秘密战线的军委二局，已经破获了龙云发给下属部队的电令。扎西附近的态势已经摆在毛泽东的眼前了。

在土城战役中，由于红军没有及时掌握川军的通讯密码，致使青杠坡战斗从歼灭战变成了拉锯战，红军也因此损失了不少部队，因此刚刚一渡赤水，毛泽东就让二局迅速找到滇军的电台，了解龙云的动向。

曹冶：应该说那个二局这个一开始对这个敌情的掌握不够细，也可以说是土城是打不好的一个原因之一。

陈晓楠：毛泽东后来总结了土城之战的经验教训，他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红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1935年2月10号中央红军在扎西江西会馆召开了营科级以上的干部会议，由此时已经是党内第一把手的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时至此时很多红军官兵才知道毛泽东又出来指挥红军了。同一天毛泽东带领红军踏上了回头路，当时红军的口号就是“赤化云贵川，打回遵义去”。然而在千万个喉咙冒出同一个声音的同时，一些来自红军内部的牢骚和质疑的声音也在毛泽东耳边响起，而这些牢骚针对的正是毛泽东带领红军马上要踏上的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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