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一工作困扰叶剑英 忧心弯转太急成“宫廷政变”

 叶挺担心恢复邓小平工作太急促 会发生“宫廷政变”

 赵凯（华国锋影像收藏者）：当年邓小平当时要复出还有很大的阻力，其实政治局之间也有很大的阻力，因为毕竟毛主席刚逝世不到一年，所以说我认为不是华国锋（阻扰），不存在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

韩钢：这么个问题在元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决定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但是呢要有一个过程，因为刚刚抓捕“四人帮”嘛，那么海内外都有很多谣言，说这个粉碎“四人帮”就是要为邓小平翻案。那中央和华国锋从稳定大局的角度考虑，提出的一个策略就是为邓小平复出开始做工作，中央会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当时华国锋和叶剑英和中央的这些最高层领导，对让邓小平出来这是没有疑问的，大家都是说让他出来，只是说让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出来，怎么样出来，这个上面是有一些讨论，但是这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不存在阻拦邓小平出山的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个意见无论是华国锋还是叶剑英都没有阻拦的意思。

解说：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有这样的考虑，他解释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的太急要翻车的，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实际上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着手做了一些细致的工作，为邓小平的复出创造条件。1976年底，华国锋在审阅1977年元旦社论时，亲自删掉了“批邓”的文字，到1977年第一季度过后，全国已经彻底没有“批邓”的口号了。

韩钢：华国锋和汪东兴亲自批准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这个阅读文件不是说的发到县团级的文件，是只有中央常委才能阅读的文件，这等于是一部分的恢复了邓小平享受中央常委的待遇了。

解说：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陈东林：这个重要讲话呢就是基本上确立了对邓小平复出的态度。

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邓小平要求把他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给中央的信，跟最近写给中央的信就3月会议上讲的要让邓小平出来以后写给中央的信，要求转发全党，华国锋很快采纳了他的意见，意思就是说小平同志很快要出来了，就是发一个预告，让大家思想上有一个准备，我觉得这是做了很多实际的准备。

华国锋平反冤假错案 重新处理“天安门事件”

解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并没有用太多的时间，1977年7月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讲了一番十分质朴却有感人至深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

一个多星期以后，7月30日晚，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这是邓小平复出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法国的法新社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当晚就作了报道。中央新复职的副总理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露面，观看中国青年队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赛时引起这里球迷们的轰动和欢迎，邓先生在主席台就座时八万群众热烈鼓掌，自从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复职以来这是外国人在公共场合第一次看到他，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损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同邓小平复出一样，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就开始考虑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重新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通知，宣布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以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已将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释放，华国锋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韩钢：当时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四人帮”一被逮捕，中国社会其实人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人心的变化其实在文革当中特别是文革后期已经发生变化，“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对这样一场运动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心态，有厌倦的，有疲惫的，有怀疑的，甚至有抗拒的，那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所以大家对于“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就产生了很多这个情绪，那也表达出来。

解说：1977年8月，不少老同志在“十一大”期间的会议上提出，有些干部被审查的时间托得太久了，长期不分配工作，得不到组织的关怀，中央应该抓紧查一下，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要好好加以整顿。不久，《人民日报》用整整一个版面发表了将近一万字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从这一天起，中央组织部的大门口开始热闹起来，人们手上拿着《人民日报》大声诉说着自己的冤情，要求组织部门给自己平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了上万封信件和电报。

在强烈的呼声面前，华国锋对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成员作出调整，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到任后，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即大力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华国锋稳健保守 胡耀邦大刀阔斧

韩钢：冤假错案的平反其实华国锋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从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早释放“天安门事件”的被捕人员，一直到后来的像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案，特别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其实华国锋都做了很多工作。

赵凯：当时有一些老同志在“文革”期间或者是犯过一些错误的老同志，应该这么讲吧，要恢复一些职务或者平反，当时是组织部长胡耀邦跟华国锋请示的时候，华国锋说要查清（问题），查清（属实）那个平反。他的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韩钢：“文革”期间的一些被批判甚至被处理的一些领导人，他们的那些重新调查、重新处理、落实政策，华国锋也做了很多工作，比方说胡耀邦重新出来工作，那是华国锋亲自找胡耀邦谈话，还有张爱萍重新出来工作，也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所以华国锋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面实际上是做了不少工作的。

解说：1977年12月25日，胡耀邦接到一封邓小平、汪东兴批转来的申诉信，申诉人王先梅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其梅的遗孀，她上书邓小平，因为王其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蒙冤者之一，她和5个子女受到牵连境遇坎坷。7月14日，华国锋给胡耀邦打电话说，“六十一人”案件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12月16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这个沉冤了12年的大案终于获得了彻底平反。

陈东林：给老干部的这个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中间呢，华国锋有没有阻扰过谁呢，华国锋阻挠呢，我想可能是这样的理解，就是说不是很积极，这个问题恐怕要和谁作为尺度来比较，如果和胡耀邦比呢，和胡耀邦的大刀阔斧，勇于“一风吹”比起来，华国锋确实是比较保守和稳健的，但是这个两个人的位置不一样，是吧，华国锋当时是中央主席，他要掌握全局，他要把握整个国家的稳定向前，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是吧，他的问题就是解决老干部的冤假错案问题，所以我想这样来看呢，说华国锋阻挠老干部这个复出，阻扰平反冤假错案呢，应该是不存在的。

陈晓楠：1978年11月25号，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了九条决定，七条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平反，决定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他还指出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来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那么这些决定呢，使得多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要求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回望1976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4月发生天安门事件，7月发生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而十月份粉碎“四人帮”，这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文革”死胡同之后最艰难的一年，也是中国百姓在精神上从苦闷解脱出来的一年。如果说是1979年撬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之门，那么1976年就可以说呢，是为这根撬棍提供了一个支点。随着时间的流逝，1976年对中国现代史的重大意义将会获得人们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和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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