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首创文艺形式宣传抗战 打击重庆当局妥协政策

《屈原》成功捧红郭沫若 周恩来决定将其确认为鲁迅继承人

解说：《屈原》的作者郭沫若是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后，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成为了当时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郭沫若是重庆人，家在重庆天官府4号，后来这里逐渐演变成了中共南方局与各民主党派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的联系据点和共产党秘密文化战的指挥部。《屈原》的成功让郭沫若红透了半边天，也成为当时重庆无可争议的文艺旗手，因此南方局的周恩来建议并由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郭沫若确认为鲁迅的继承人，中国革命文明界的领袖。随后中共南方局文化委员会又以《新华日报》为平台，让更多的文艺作品转变成了手中的武器。当时郭沫若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但这里却被他改变成了文化界民主进步人士的堡垒。

1942年前后，由于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各领域的争夺进一步扩大，国民党中央政府开始在中国各地展开对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抓捕和监禁。中共南方局作为共产党的地下秘密组织根据时局的判断，有计划地隐蔽和转移了工作的重心。

刘英（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研究员）：皖南事变以后整个国统区，整个政治空气，对中共是很不利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感觉到通过这件事情以后呢，有可能国共破裂，然后有可能对那些进步的人士开刀，所以他们就去动员他们，派一些地下党啊，到这些知名的文化人家里或者给他送钱，或者动员他们撤离，就说你们不走的话，可能就有危险，在重庆，可能有危险，就是为了保护他们呢，中共就采取了这种措施。

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 南方局开展秘密大营救转移文化人士

解说：对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恩来亲自指挥撤离，做出周密的部署，能留在重庆的周恩来鼓励他们继续为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文化活动斗争，不能留在重庆的就为他们提供路费帮助他们转移。这次由南方局转移疏散的文化人士有100余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通过南方局的秘密交通线去了延安和昆明，另一部分也由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带领去往香港、仰光和新加坡等东南亚一带城市。这次大规模的文化人士保护活动有效地保存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左派力量，进一步构成了共产党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

但没过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香港，滞留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陷入困境，又是中共南方局利用自己强大的秘密地下机构，精心布局，成功地展开了香港大营救，保护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免遭日本人的残害。后来著名作家茅盾把这次行动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刘英：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就沦陷了，日军占领了香港以后就贴出公告，抗日分子限令你们去报到，自己去报到，当时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这边，有那么一大批人在那边，在香港，就要想办法把他们给救回来。中共比较敏锐，因为有一大批人就看谁能够把这一部分人团结到自己的身边，所以南方局一个大的举动就是秘密大营救。那次活动营救回来了300多人，所以说这是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营救活动。

皖南事变暗藏玄机 南方局揭露其中秘密

陈晓楠：很多人都知道皖南事变，但是恐怕对这个事件当时是如何公之于众的了解的并不多，其实这一事件的揭露暗藏着许许多多没有公开的秘密。作为中共秘密机构的首脑机关，正是南方局在那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才使得这一事件成为了当时的公众事件和热点的社会话题。

解说：1941年1月，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与国民党辖下的第三战区32集团军，在安徽泾县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主力与皖南部队损失惨重。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重庆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宣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惩处叛变，周恩来得知上述消息后，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当晚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拒绝刊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并在相应的位置刊登题词。当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经过中共南方局的地下组织送到读者手中时，皖南事变的真实内幕才昭告天下。共产党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销量也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

厉华（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新华日报》当时这个是国民党批准的一个报纸，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大概按照我现在所知道的情况，这个大概是一半的是通过社会发售出去的，一半是通过赠送到各个地方的，包括以及进步群众团体，包括一些公开免费张贴的地方。这个《新华日报》当时在举办的时候，在国统区也是一个比较受人欢迎的报纸，因为当时国共两党随着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国共两党是为国统区，全国，全世界人民所关注的一个对象，对不对。因为中国的政治走向，中国的抗战工作都是要看这两党，所以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在当时重庆是老百姓特别是知识分子界比较喜欢看的两种报纸。

《新华日报》不仅承担媒体职能 同时发挥联络社会进步力量作用

解说：皖南事变后，重庆新闻界和出版界受到了国民政府检查机关和特务组织更加频繁的搜查，审核，各种明里暗里的监管也一下子增多，《新华日报》的大量稿件遭到扣押，报纸的篇幅不得不由原来的一大张缩减为一小张。

李晨（周恩来机要秘书）：那时候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有一个特点就是颜色不一样，它用的纸是带点黄绿色，所以谁订《新华日报》，你一看颜色就晓得，我发现只有这一个人他订了，刘冒申，而这人正好我们是同班，我就跟他关系很密切，后来谈起来，他就说我想到延安去。

解说：《新华日报》影响了很多青年学生投身到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行列，也激发了很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但不管去陕北，还是留在重庆，这些向往共产党的年轻人大部分都会第一时间和中共南方局进行接触。李前管便是其中一位。1939年，李前管来到重庆，本来也想去延安的他，因为文笔不错被留在了新华日报社担任记者，他的直接上级就是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李前管用李普为笔名，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有分量的文章。

重庆民生路208号的这座小落，就是新华日报社营业部的所在地，这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在当时的重庆影响很大，除了发行报纸和图书外，它还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以及报社领导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地点，也是地下党和进步朋友往来联系的场所。这座小楼的二层是特园之外周恩来会见各界朋友的另一处重要场所。

厉华：这个《新华日报》当时在重庆，它不光是一个报馆，也不光是一个报社，实际上《新华日报》在重庆当时还是联络社会进步力量，联络这个各方人士的这么一个前沿阵地，因为它是公开的媒体，它可以进行一些公开的活动，所以当时《新华日报》它还担负着这种作用。

解说：活跃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新华日报》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张相互呼应，以在野派的身份，文人办报，以知识分子议政的方式影响着国统区政治格局，这份报纸的直接领导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

陈晓楠：在《新华日报》创刊的时候，周恩来曾经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1949年10月1号，李普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报道开国大典，当他看到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多位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他才开始对自己当年在南方局的工作感到无比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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