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当年逃兵役 耶鲁打破禁令录取促其成总统

左彤：我一直在思考就是，那么人文、历史、音乐、艺术，这种文化领域，我能做什么，所以我其实不像很多同学会说我下一步可能要找投行，或者是我要申法学院，我更多会问自己的就是说，那我为什么要，比如说你为什么要申投行，你为什么要申法学院，你最终的理想在哪儿，或者说你想要什么，所以我自己知道，我想要的就是说我希望能把我自己一己之学去做一些事情。

吴军：尤其哈佛、耶鲁最典型，它尤其要培养未来的领袖，你就要花好多时间，在你读书以外的事情上，就是说你得舍得这个时间去花在各种社会活动上，然后呢，你在学校里要争取在各种活动中你自己能扮演一个角色。比如你组织这个活动，那个要花很多精力的，有很多难度，你要去到处去找钱啊，等等等等，你要去把这个事儿办了保证。很多那个中国的学生都比较害羞，而且愿意跟着人干，就是说自己要挑头去来做这些事儿的话，而且有些时候因为你比如说，某协会的主席就这么一个位子，你们要去争，这些事儿，中国学生有时候不愿意去做，那么你在这个学校里，你就是说光如果把这个书读下来，我就是说一半的甚至说一大半这个它的好处你其实没拿着。

陈晓楠：中国有一句话顺口溜叫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简单的一句话显露出了特有的中国教育的特色，分数、考试是学习的评定标准。但是在美国的高校里，有的时候可能完全没有“考试”这一回事。

潘鹏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毕业生）：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了七年书，我是没有真正的考试考过一次，这个很奇怪了，你说麻省理工学院读了硕士、博士，为什么不考试呢？那它，它不觉得这个纸面的考试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学习压力反而更大，因为你每个学期都要做两到三个项目，我们叫projects，这个反差太大了，因为在中国的时候，你的读书都是有课表，学什么课，考什么，重点是什么，记住对吧，知识点，然后你过了考试就OK了。但美国它不是的，它强调的是你的，就是问问题的能力，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严正（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院长顾问）：美国的中学校长和中国中学校长放在一起，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什么样的人是最好的校长？中国的中学校长他们的回答，如果我是一个好校长的话，我的学生升学率能够达到100%，能够让他们都进北大、清华，我是一个好校长。上海交大，那就是个好校长。美国的中学校长他的回答说，我能够把我的学生培养一个终身的学习者，我是一个好校长。那么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两种制度的不一样。

潘鹏凯：美国孩子呢，跟中国学生很大的差别呢，他比较强调这个，我们叫learning  by  doing，他强调做东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我们在国内学程序，对吧，你要看一本什么Java的书，你要把它理论知识弄好，然后做作业，那美国小孩没有人看这么厚的这个编程序的书的，他们最多买一本很薄的，我们叫做参考Reference，然后他就开始就动手开始编了，不会的话呢，他到网上找啊，拼啊，凑啊，打出来就OK了。

严正：我们中国孩子就会考试，但是呢，你要想一想，就是说呢，你不能够老是去强迫他，但是呢，也不能怪我们这些老师，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死记硬背出来的，所以他带到课堂里去的教学方法呢就是死记硬背，那我们的孩子呢，学了半天过后呢，他不知道自己的主动性在哪里，而且我们的中国学生在这里吧，他也不知道他责任是什么。

如何让学生拥有自由的灵魂

陈晓楠：美国大学的食堂永远是学生们吐槽的对象，可是无论菜的味道如何，校园当中的各大食堂呢，都会有亚洲菜，墨西哥菜等等各地的风味。美国大学的学术言论呢，就像这些菜肴一样，你可以觉得它好吃，也可以觉得它不好吃。但是它们都会存在。这就像是美国学生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个理念，就是当我们都喜欢红的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让绿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呢，当我们都觉得白是一件好事儿的时候，是否也能够容忍黑的存在。走进美国大学，这里包容着各种多元的文化，不同的观点。

Jonathan  R.Cole：大学理事应该给予教授相当程度的自治权。

张之豪：在伯克利上国际关系上政治学，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大家观点都不一样，而且大家觉得如果你观点跟老师一样，他们特别看不起你。就属于你这自己没好好思考，而且呢，在伯克利呢，它不管说多么疯狂的事儿，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能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你的这个观点，你都可以表达。

Hsu—Min  Chiang（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我从小在台湾长大，所以台湾各式各样的升学考试我也都参加过，我是在那边念完大学才出来的。就是考试嘛，就是有讲求就是标准答案，然后你可能有自己一些想法，但是在那样的制度下，一般老师不是很欢迎你有不一样的想法，可是我觉得在这边，就是就我现在跟我学生交流来讲，我觉得我很欢迎，而且这边的环境是很欢迎学生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鼓励他们，表达他们的想法。

解说：纽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在纽约，人们会自豪地告诉你，纽约最大的魅力就是自由、包容，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这里生活，都可以完全保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这种城市文化当然也融入到了纽约大学的灵魂之中，丰富的活动，开放的头脑，批判的精神，这是这所大学最显著的标签。

何甜园（纽约大学Tish艺术学院研究生）：他非常注重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他不会局限你一个主题，他可能就说这次我们这次作业没有对话，然后你就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就限定你一个时间，然后限定一个标准，就是没有对话，剩下你都就是发挥你自己的想象，什么都可以拍。

Karl  Bardosh（纽约大学Kanbar电影与电视学院副教授）：你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留意观察，比如摄像机对我就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一直用电影电视这些视听语言来观察，它就像是宇宙、现实与我头脑之间缺失的那一环。

何甜园：大家会讨论，但是很少去否定别人的看法。大家还是包容性很强，我觉得。就美国这个国家，也是包容性很强的一个国家。就是能够接纳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态度。

Jonathan  R.Cole：教授应当拥有自由探索思想的理念，这个不因政治因素而受到外界的干扰。

吴军：学术自由呢，这是一个翻译问题了，更准确说是一个学术特权，就是最早时候这个大学成立的时候，它拿到一个相当于特许状，就是特许状说呢，比如说它可以为了搞研究，或者教学，它可以自由的履行，它是这样一些特权。然后呢，它犯了错误，可以不接受当地的这个就是行政长官的裁判。

解说：60年代美国反越战，当时的美国政府给所有大学下发了一个指令，建议大学禁止招收那些逃过兵役的学生，但是耶鲁在这样一个高压情况下，秉承学校的教育理念，不管逃不逃兵役，耶鲁都会一视同仁的来录取。

吴军：学校是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做的不对，但是呢，可能你们是对的，你看啊这个逻辑，就是说我可能觉得你没做对，但是可能你对我错，这个校方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20年后的领袖，我是现在的这样一个人，那么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让他有个独立思考，就是说你想你20年后是怎么一件事儿，那么它培养的是20年后的这样一个领袖，那么果然就是说20年后像克林顿这些逃兵役的人当了总统，为什么呢，他们面对的不是冷战的世界了，而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个和平的世界中，美国你怎么能成为一个世界的领导，那这是你们年轻的一代要想的事儿。这个我老的一代，并不把我自己的思维要强加在你身上。

Ian  H.Solomon：我们的学校面向所有人无论肤色、背景、收入等等，我们主要看你的思维想法，如果你能有自己的想法，并可以充分证明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欢迎你加入，成为芝大的一份子。在这里，你必须尊重别人的想法，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讨论，自由发现，坚持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同时我们也认为你要去聆听别人的想法，正如你拥有言论自由，你也拥有聆听的自由。

吴军：在比如说中国大学里，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学生最好学生应该什么样的，我把他塑造起来，那么这个其实，陷入了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上一代受教育的人，用他自己已经有了的想法，教当下的人去管理未来20年的世界，所以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这个，进的一个误区，这个大学，那么世界真正一流的大学它是说我的目标不是培养当下的领导人，你们当不了当下的精英，你们是当20年后的精英，那么为了你们成为20年后的精英，我这所有的这个培养的这一套体系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Ian  H.Solomon：世界日新月异，全球化，科技与人口，给他们的职业生涯、竞争，与未来带来很多新的变化，我们都希望培养更多未来的领袖。

吴军：美国有这么一个统计，就是说如果看大学刚毕业，就是大家收入，哪个大学最高，你会发现除了那个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大学它商科比较强，或者就是这样一两所大学以外吧，剩下来的前十所里头八所大学都是差不多都是工科为主的大学。但是呢，还有一个统计，就是说到第15年的时候，你看看他们怎么样，就15年基本上人你的事业进行了一半了，假设我们每个人工作30年，那这时候说了，常青藤这些大学呢，就都排进去了。为什么呢？说它这个后劲也显示出来了。

陈晓楠：美国名校到底有多牛，作为象牙塔的最顶端，这里拥有最丰厚的教育资源，最先进的教育模式，然而想要走出象牙塔，却并不容易，尤其是中国学生。面对语言压力，学业的压力，还有文化的冲突，中国的留学生，还有更艰难的路要走。

《凤凰大视野》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陈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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