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钱钟书用文言文写《管锥编》是种自保

核心提示：雷颐钱钟书在文革的时候写《管锥编》之所以他用文言文，是因为在文革年代他就只有用文言文，他有一些异端思想只能用文言文别人看不懂的语言表达。也是一种自保，也是他的文化习惯。

凤凰卫视5月31日《锵锵三人行》，以下为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今天在两个有文化的人的围绕下，我也觉得我好像有点文化了。一个是咱们曹星原老师，上次来聊《清明上河图》，大家都觉得不过瘾，终于您又回来了。还有一个是雷颐老师，您是很久之前上过，当时我还记得，我们有的锵锵的观众就是拿您这发型还幽您这默，说达利在我们这儿复活了，西班牙画家达利。真正跟达利有点关系的还是曹老师，研究艺术史出身的，对吧？

曹星原：差不多，五十步百步的距离。

窦文涛：实际上雷颐老师，今天我觉得你聊这个话题也算有点本乡本土，因为您就是社科院的，对吧？

雷颐：对。

窦文涛：而这个杨绛、钱钟书都是社科院这个单位的。所以，怎么说，尽管我们有的观众都讲了，说求别聊杨绛，但是呢我们就还是聊一聊吧。虽然杨绛老师105岁，他离世，据说她最后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别聊他，希望别麻烦大家，别让大家再关注。我看杨绛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是人民群众不答应的，你看这几天这个娱乐圈，不是娱乐圈，你看我怎么口误说成娱乐圈了。我简直觉得这像是聊成一场娱乐了似的。

曹星原：红白喜事。

窦文涛：你会说。

曹星原：高寿的人离开了、大行了，那叫白喜事，白色的喜事，所以红白喜事，婚礼和葬礼，合适的葬礼是白喜事。

窦文涛：您解的好，而且这家伙这几天的种种形形色色的文章、争议，你们两位都看了吧？

曹星原：看了一些。

窦文涛：先说说你们的直感吧？

雷颐：关于什么的直感？

雷颐：我不太喜欢《围城》 里面有刻薄味儿

窦文涛：雷老师，我先注意到你的这个微博了，就是一下就说这个事情从杨绛就聊到了钱钟书，就聊到了该对这个人做何评价，甚至聊到了在文革期间他们的表现如何等等。一下我就看见他的微博先说，说我曾经听谁谁谁说关于钱钟书的三个字叫什么来着，三个词。

雷颐：是个聪明人，是个刻薄人，是个干净人。

窦文涛：谁说的？

雷颐：李慎之先生说的，李慎之先生呢是我们社科院的副院长，又是无锡人，跟钱钟书先生非常熟，他们四几年就认识了。

窦文涛：咱们可以出一下李慎之先生的照片，这就是李慎之先生。我觉得好有意思，以至于有些知识分子现在开始，它就是，你们这个也有点什么呢，华山论剑那个劲。就是说有些知识圈里的人就是说，钱钟书是不错，但是呢我觉着他比不上李慎之，这话怎么解？

雷颐：这个呢因为是一个不同，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做的不同，你很难比较。那么，因为李慎之先生到他的晚年更加强调思想启蒙的作用，公开的有一种呼喊，有一种呐喊，为这个启蒙有一种公开的呼喊、呐喊。而钱钟书先生，你看他几十年始终没有这种大声的疾呼、呐喊，只是在默默地做他自己的学问，做他自己的这个研究，甚至在不许研究、不许做学问的时候他偷偷地，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也做自己的这种研究。

窦文涛：那为什么说他是个刻薄的人呢？

雷颐：因为我是社科院的，那么很多先生吧或者都跟钱钟书先生很熟，慎之先生也很熟，他的聪明我说了，大家是公认的有目共睹的，他的聪明，他的才华。刻薄呢尤其说他中青年的时候，因为他的学问特别好，你同行里面，其他人里面写文章什么有点错漏什么的，他马上就能看出，经常的有时候嘴又比较，用今天话说要讽刺一下或者幽默一下，讽刺一下谁谁谁的错。

窦文涛：《围城》就看得出来。

雷颐：就是，所以我坦率地说，我不很喜欢《围城》这本小说，很多人很喜欢，我不是很喜欢。我就是说它里面那个刻薄的那个味儿我不是很喜欢。

窦文涛：那为什么说他是干净的人呢？

雷颐：这个干净人我觉得别人也跟我说过他的一些为人，李慎之先生跟他更熟，跟我说，他每次说完这三个评论就要说你要知道，干净人是个很高的评价。那么我知道的，我说在那个年代能做个干净人很不容易，在那个特殊年代。不揭发、不批判别人，同时又没有自污，拼命地把自己检查说得一无是处这种。你看当时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多少知识分子都要批判自己，批判得很厉害的，他也几乎没有。

窦文涛：还能自全性命于乱世。

雷颐：对。

曹星原：钱钟书杨绛的形象在社会上已经混乱

窦文涛：曹老师，您的观点呢？

曹星原：他的干净其实就是因为他聪明，他把这些都看透了，他早早地就明白中国这个社会怎么去生存，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刚刚您谈到他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觉得是大家对他有一个认识的误区，他不是一个我们概念当中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他和李慎之先生相比，一个知识分子要拿出自己的观点，社会观点；一个是有文化的人，有学问的人，他学了，他问了，他知道很多，但他不愿意拿出我的观点。这个观点可能不适合拿出，在这样的他所生存的年代。我们看他要看他生存的年代，他所处的环境和他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聪明、刻薄、干净，三个。

窦文涛：那你对杨绛这事儿怎么看呢？

曹星原：我觉得他俩的优势就在于比较长寿，劣势也在于比较长寿。刚好这种自媒体、媒体各方面都能够传播很多信息，所以他们的形象在社会上已经混乱了。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一般的来说在中国社会里应该是三个形象，一个是万世之表，孔圣人；第二个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第三个是有知识、有敢于担当精神的诗人或者是当代的知识分子。按照萨义德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同的人群想在他们身上找到三者的共同特点，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不幸由于他们的《围城》拍成电影了，于是钱钟书就成了一个带有点公知形象的对他的期待，但他从来没把自己往那个形象上放。而杨绛后来担当了钱钟书的很多事情，大家也把她当作一种网络公知的形象，但她自己拼命往后退。所以，大家对她的期待是一种我们对有文化的人的一种混乱的思维的。

窦文涛：一种一厢情愿。

曹星原：对，所以对他们的评价出现各种说法，就是因为我们期待他是圣人，我们知道他有文化，因此期待他是圣人。你为什么不拿出一些对社会特别有见地的说法，所以这搅在一起。

窦文涛：而且您的感受还让我想到一点，您说这个长寿，我就突然想到如此说来，鲁迅这个民族魂他的妙处就是死的早。你比如说有时候假想，就是说按说社，人家有人讲了，就是说过小日子，两口子陶醉在书的世界里，与世无争，跟你们没什么关系，能不能这么活着呢？但是有时候没办法，我发现一个人你只要进入文学史也好，进入什么，载入史册也好，就要被人研究，就要被人关注。但是，问题在于今天是一个什么呢，它互联网社交媒体是人人有发言权的，人人在朋友圈里都能够聊聊的一个年代。所以我为什么说鲁迅他死的早呢，你比如我有时候替他想，我也觉得恐怖，你比方说从今天文学史上来说，按说鲁迅到底有没有偷看他弟媳妇洗澡，这事儿你一听，你觉着你怎么这么八卦。可是呢，假如你是当一个学问来研究，这件事情与周氏兄弟这个闹翻，你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者，它的确也有它研究的价值。当年俩兄弟到底是不是跟这个事儿有关，当然我相信鲁迅他没有看应该是，个儿也不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假如鲁迅活到了今天，你想这事儿兄弟俩为什么失和，他到底有没有偷看弟媳妇洗澡，这家伙就是个全民炸了朋友圈的话题，你想这会聊成一个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包括你比如他们讲到钱钟书，讲到杨绛，甚至我今天看到一个徐晋如先生，我对他还不太了解，但是我看到他一个微博上发出一个道歉。他说这几天都在传余杰的一篇文章，说余杰在一篇文章里说，这个杨绛当年给丁关根打电话，说是因为有两个学者，后生吧指出了钱钟书的什么错误，然后就要求把他们俩书给禁了怎么着。然后徐晋如在这个微博里，我刚看到的，他说我应该表示歉意，他说因为余杰说的这个事儿呢是从我这儿听说的吧，而我呢当年又是听三个人，仅从他们的口听说的一面之词。所以，他说为这件事儿给杨绛先生或者给谁谁谁造成的清誉我要表示歉意。而且呢你看他还说，他说我是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钱钟书不如李慎之，对吧，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但是呢，我觉得对钱钟书我们应该有，那意思应该有更好的评价，于是呢，还把钱钟书在1989年写的一首诗给发出来，给大家讲解，给大家评点。那意思就说明钱钟书这个人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只顾个人，躲在一个小窝，他实际有很多对于人世的一个感触。你看广告之后咱们可以出一下这个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锵锵三人行》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窦文涛[主持人专区]

首播时间：周一到周五23:00-23:35

重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3:0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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