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遭刑讯蒙冤入狱 人大代表朱列玉：应将看守所剥离公安

核心提示：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凤凰视频《超级乘客》主持人胡玲将继续邀请与会的代表和委员们，搭乘凤凰网两会首席公务舱，由驻地前往两会现场，在途中，听听他们今年带来了怎样的提案，同时对于当下的热点，他们又会给出怎样的解读。超级乘客，两会首席公务舱，大家好，我是胡玲，本节目由大众进口豪华多功能商务车迈特威赞助播出。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的驻地，今天他会作为我们的超级乘客，搭乘凤凰网的两会首席公务舱。近年来，内地的整个医患纠纷，包括像闹医和伤医事件层出不穷，朱列玉作为人大代表，他从一个律师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同时在内地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当中，如何进一步的来杜绝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我们也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凤凰视频两会特别策划《超级乘客》2016年3月14日将推出第五期，以下为文字实录：

建设医强险 让医患纠纷像交通事故一样处理

胡玲：今年对于医患纠纷的问题，大家关注度很高，在年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个女孩在视频上一声吼，然后昨天卫计委也专门说到这个问题，还有北京卫计委的官员也在说，现在票贩子已经入刑了，但是号贩子还没有入刑，而其实号贩子危害更大，因为他是在拿病患的生命来做交易，应该去严惩。

朱列玉：实际上它加剧了医患纠纷。关于医患纠纷，我今年来“两会”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医疗责任事故的强制保险，医强险。为什么要搞医强险，我主要是受到交强险的启发。以前车辆在马路上行驶，没有强制保险，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人撞车了，就在马路边吵架，互相推责任，在有了交强险后，有了责任都是保险公司去赔。有的时候，我们倒不希望自己没责任，因为如果是别人的责任，我们还得先掏钱把自己的车修好，然后再到别人的保险公司去报销；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就很方便，把车拖到自己保险公司的定点厂去修就好了，就是自己的责任会更方便一点，交强险彻底解决了马路上的吵架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的医疗责任事故也是强制保险，是医院的责任就医院赔付，不是医院的责任，就保险公司赔付。病人或者患者家属闹主要是为了获赔，如果医院赔了，他一般不会闹，如果保险公司赔了，个别可能也会闹，但是大部分的问题就能够解决。现在由于没有强制保险，医疗责任事故的保险是一般商业保险，它的参保率只有百分之七点几，绝大多数是没有保险的。还有个别的案例，医院明明有责任，却说自己没责任，而患者家属是一个弱势群体，不懂医学，这样的患者家属往往就对医院的责任事故的认定不信任、不放心，就觉得病人好好进去的，突然就死掉了，是医院的责任，但如果有保险公司的介入就不一样了，保险公司是一个大的财团，有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聘请很多专家，那发生了医疗责任事故以后是专家对专家。

胡玲：它是第三方的责任。

朱列玉：因为它是一个有实力的第三方，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对它是很信任的，因为利益是一致的嘛。

胡玲：去年12月也有上百个医生上街要求来维权，就好像这个医患纠纷慢慢发展到一个社会中层阶层的撕裂。

朱列玉：医生确实是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我有很多朋友是做医生的，往往一开刀，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中间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医疗事故，医院都没有责任，医生都没有责任，恐怕也不是，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民国历史上的梁启超，当时好像是一个肾坏了，发生了医疗事故，没有坏的肾被割掉了。只要是人，就可能有失误，但失误不要紧，要有一个好的机制把它化解掉、解决掉，不能搞成患者和医生的对抗，搞成现在我们所有的患者都不相信医院，有了问题就去闹，闹的越厉害获得赔偿就越多，这完全乱套。

胡玲：前段时间，中科院女博士的事件最后变成几大机构的一个“公文大战”，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事情放到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就像您的这个提议去解决？

朱列玉：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他就没办法闹了，我跟有关医院的院长、医生，都探讨过这样的问题，他们也是很欢迎这个方法，他们说有的大医院，一年估计要赔个一两百万，如果这个钱不用他赔，而是让他拿去给保险公司，当患者家属来闹，保险公司马上派人去处理，那他们是非常高兴的。

胡玲：通过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就像保险公司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您这样的提议在我听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您觉得推行的最大难度在什么部分呢？

朱列玉：难度就是有些患者不理解，就觉得现在看病难、看病贵，你还叫我再增加一笔购买保险的费用。所以要合理的精算，尽量降低患者多支付的费用，还有就是这个保险到底要买到哪一步，拿重大医疗责任事故举例，什么叫“重大”，比如说癌症病人去开刀，家里闹的也不多，已经得了癌症了，大部分人都认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由医疗责任事故造成死亡的，还有比如说有些很轻微的病也有可能造成死亡，那是不是所有轻微的病都要投保，这个要进行合理的精算。

胡玲：这段时间以来，愈演愈烈的医患纠纷，很大程度上，大家对于专业人员的不信任、猜测，这种情绪在蔓延，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朱列玉：我感觉到还是应当加强社会的互相信任。这么多年来，我们整个社会在信用建设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上午还在跟一个法院的同志聊，就是说我们的法院以执行作为一个抓手，搞整个社会的信用建设，搞的都很不错。一个社会，我觉得应当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社会，不能把一些个别的失信事件放大，搞的大家互相都不信任，这一点也很重要，而现在我们说专家都不用那个“专”，用砖头的“砖”，就是都不信任专家说的话了。

胡玲：大家就觉得好像所谓的“专家”，就为一个目的，就是为钱而忽悠。甚至有人说我们为什么会有医患矛盾，就是大家觉得只要红包塞的多，医生治病就会好，同时对于律师，大家也会觉得，律师选择性去执业，还有教育者也是。为什么相互之间不信任？其实大家说信任就可以信任的，很大程度上要把它划到一个制度上来才能建立信任。

朱列玉：我感觉，因为我们贫穷了很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刚刚富起来，大家都是想着多赚点钱，内心的安宁，文化的沉淀，可能会少一点。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们从以前很贫穷到现在我们富起来，富起来以后，由富才能到贵，然后我们再去读书，一代一代去学习去提高，应当说曾经有过的一些“向钱看”的问题，我相信会慢慢得到解决。

胡玲：我们还特别设立了一个超级站台环节，因为有很多凤凰的网友，他们非常关注我们节目，而且特别对于人大代表，他们有特别多的问题，我们到超级站台来回答一下他们的提问。

网友一：你好，朱老师，当遇到医疗事故的时候，我应该去收集哪方面的资料，以支持我后续的维权？

朱列玉：首先，不是有病历嘛，就是就医的所有东西都要保管好，然后找一些专门打医疗纠纷的律师来打官司，胜诉率也比较高。

网友一：但在现实中，我们患者首先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会怀疑医生改病历，当我们真遇到医生把病历做了后期修改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朱列玉：病历不是给患者带走的吗，大医院的电脑系统对于就医过程中的记录是修改不了的，而且除了医院医生的那份病历之外，患者自己也还有医疗病历嘛。竭力去争取，这是一个律师的回答，不是一个代表的回答。

网友二：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刑讯逼供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一个好人，受到了刑讯逼供，我肯定要到法院去起诉的，但是我没有证据，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朱列玉：刑讯逼供应当说是早些年的事了，你看我们发生的那些案子，那些冤假错案多半都是好多年前的，现在这个因为司法机构一点一点的进步了，现在出现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很小，还有就是现在法院有一个叫“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一旦有人在法庭上说什么什么证据是刑讯逼供的，这个庭马上就开不了了，就要进入非法证据的排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