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百日维新”陷批判漩涡，平反冤假错案力保知识分子

2015年11月20日 13:22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胡耀邦在去世之前的最后一副题词，是在湖南岳麓书院所写的“尊重知识”，这也成了胡耀邦的绝笔，胡耀邦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对专家、学者、教授都很尊重，对写出一篇好文章，或者是发表一篇好讲话的人，也特别尊重，这是他发现人才，选拔干部的一条渠道。在和他共事多年的机要秘书，高勇的记忆当中呢，文化大革命之前，团中央机关和青年报刊，出版部门的一些领导干部，就是用这种办法发现和选调上来的，而对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后来几十年的政治动荡当中，胡耀邦始终如一的关心着他们，而且用全力保护着他们。

胡耀邦谈中宣部：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解说：1979年8月，一部话剧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甚至惊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出戏就是上海作家沙叶新创作的《假如我是真的》。剧作直接灵感来自当时发生在上海的真实事件，一位名叫张泉龙的上海知青假冒中央高干的儿子招摇撞骗，试图以骗来的关系将自己从农场调回上海。

杜高：太尖锐了，就是人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党中央身上，又希望中国赶紧富强起来，赶紧实现现代化，赶紧来弥补四人帮带来的那些灾难造成的社会灾难、社会后果。正在这个时候，特别是有一些老一点的同志很接受不了这个。

解说：与此同时，还有两个年轻的编剧在电影刊物上发表了两部剧本，因为映射干部的权力腐败，揭露了权力部门的不正之风，引起很大的争议。在这样的情形下，文艺领导部门应该抱着怎样的态度，采取怎样的方法加以引导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杜高：我们听到很多很严厉的，有的人恨不得把这个又打成一个“毒草”。

解说：在中宣部的领导下，中国剧协、作协、影协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会议结束时，胡耀邦在京西宾馆大礼堂做了两个半天的长篇讲话，文艺界一千多人聆听了他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分8个论题详尽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要正确地认识社会现实，要写得出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文艺作品。

杜高：他是一个激情满怀的人，他经常挥动手，挥动拳头。讲到四人帮对文艺家迫害的时候，他看到周围的坐在旁边的周扬，周扬已经很老了，他丢开讲稿，转过头去，对他讲什么“四条汉子”呀，四条好汉嘛，后来我当时看到周扬的眼眶里闪满了眼泪，感动，闪满了眼泪。因为为了这个“四条汉子”，周扬同志、田汉同志、阳翰笙同志、夏衍同志不知道受尽了多少的苦难。

解说：早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文化部门就先后为一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到了1978年底，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他在全体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保证文艺创作和批评的自由。

张宏遵：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在西楼，耀邦也参加，看一个香港的影片叫《巴士奇遇结良缘》，下面就争论不休，结果怎么呢，有人提出来说请耀邦同志看一看。我们当时一起看，看完以后我们就没走，唉，你们坐下来发表发表意见，我们当时说这个就是逗乐吧，这个就是好玩吧，你说是不是反动的也说不上吧，但是你说这个主旋律、格调很高也说不上。后来耀邦说我看也是这样吧，这个他主张说是这个事情呢，从今以后这个电影片子怎么样，让读者、观众他们自己去评价，不能让我们这些领导机关来评价，这个不行，以后我不再看这种片子，我们不作评价。那这样的片子，他说恐怕要允许人家存在吧，这个他就提出文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针，是主张有我们提倡的东西，有我们反对的东西，也有我们允许的东西。

胡耀邦提三宽政策中国文艺界迎来黄金时代

解说：伴随八十年代新时期的到来，思想领域也经常面临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对于曾经担任胡启立秘书的张宏遵来说，胡耀邦曾经针对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发言稿进行的修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宏遵：念到通常的每个中央的报告文件，前面都有点礼节性的用语，代表党中央向战斗在各条战线的什么表示感谢和敬意。耀邦说等等停下来，第一句话就卡壳了，他说这个我怎么听着战斗什么战线，文革的那套语言，他说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建设，根本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搞运动的办法啊，他说讲科学性的，当然也要艰苦奋斗啦，也要动员群众，但是这个我总听着这个语言听着有点别扭，不那么舒服。我马上就领悟到，这个战斗确实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性的文革大革命那种语言，就是战斗在什么战线，这套语言用惯了。当时一听我就说这是不太好，我就顺口就讲，向辛勤劳动在或者辛勤工作在外宣战线各个岗位上的广大的工作人员和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耀邦说这样好，然后耀邦同志后边讲的话就说你们年轻人写这个文件、写文章要有点新的思想，新的语言。

解说：1980年代中期，在胡耀邦的积极推动之下，文化宣传领域提出了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中国文艺界呈现出了蓬勃生机。文艺刊物纷纷复刊、创刊，涌现出一批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影视、戏剧和音乐作品。有人说胡耀邦任党中央当书记期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

陈晓楠：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而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文革、工业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而且国民经济多年停滞不前的中国。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为此，将近65岁的胡耀邦踏上了一条新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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