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棣之华——UNESCO与中国70年

2015年11月16日 11:52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2012年为了帮助非洲国家提高教育质量，中国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设立信托基金，至今为止这一计划已经持续三年，基金数目达到八百万美元，这也是中国除会费缴纳以外首次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回首这七十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经历诸多坎坷，既有初期的鼎立互助，又有特别年代的彼此隔绝，直到今天的深度参与，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也看到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促进人类教育、科学、文化发展与交流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唐虔：教科文组织是智力合作要具备前瞻性指导

解说：在类似这样的议题上，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代表与中国代表常常有着相同的观点，最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中这些写道，减少国际政治紧张局势，其先决条件即结束和不能默认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和外国占领。

钱李仁：在当时来说，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扩大中国的影响，倒不是在于拿到什么东西，把中国一些在业务上扩大联系，在政治上和平问题上把我们当时主要的要求口号尊重领土完整，反对外国占领，纳入到联合国的决议里面去。

解说：随着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派遣到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从1978年到1980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工作人员从3个人增长到30个人，1981年钱李仁离任，姆博对他说，请你向贵国政府报告，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的作用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现在教科文许多工作离不开中国的参加。杜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处长，1978年姆博访华后中国派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人员一度增长到30个人，杜越也正是那时到达巴黎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杜越：因为我从小学的法语，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会外语的人很少，我们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因为我当时在农村劳动，在农村劳动插队，那么最后选了一批当时会英语和会法语的人，我们有几个人有幸就被招聘过来。

解说：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许多理念都让杜越等中国工作人员感到十分新鲜，另一方面，国外的工作人员也对中国人的行事方式感到好奇。

杜越：其他国家在教科文组织工作，他们都是三三两两自己单独的上班，我们都是有一辆专车给我们拉过来，之后下车，集体进入教科文组织，这可以说当时是都是一个景色了。

解说：1979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成立，上世纪八十年代杜越从巴黎回到中国，再次担任秘书长一职。

杜越：这就是我们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的办公处，这几间办公室都是我们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的，我们这个全国委员会实际是1979年建立的，到今天已经是三十多年了。

记者：那为什么会设在教育部呢？

杜越：这个是当时我们国家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总理采取的决策，他说教科文组织教育第一，所以当时就放在了教育部。

解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教育所占到经费比例达到40%，是比重最大的业务部门，也是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中最为广泛的领域，在与姆博签署备忘录的前一年，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刚刚得以恢复。1983年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翻译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方面的出版物，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建议，从预算中划拨4%的额度提供给教育领域。

唐虔：教科文组织是这样，它是一个智力合作的组织，它并不是像世界银行或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种，作为一种提供资金的组织，那么它主要是研究一下比如说各种比较先进的理念，从而指导前瞻性的指导，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

解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文盲比例达到20%以上，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普及教育，就难以实现内发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中国开始开展扫盲的试点计划。

杜越：当时我们是在十个省市都开展这种扫盲的活动，最开始的阶段，教科文组织还要给我们一些资金当时在贵州在非常边远的山区，在贵州的毛贡乡开展这扫盲试点，当地老百姓都特别地欢迎，教科文组织就是给了几万美元的资助，当地就开发出来课本，组建了专门的班子，培训了专门的老师，轰轰烈烈地开这种培训。

解说：扫盲并不等同于幼儿教育，学习的对象是成年人，在偏远的乡村，劳作及为辛苦，普通农民并没有兴趣去多识得几个字。

杜越：我记得当时带了一个课本很有意思，它叫那个《米娜微笑了》，它就指一个妇女因为你看，她不懂识字，她在卖东西的时候她可能就容易被人家坑，因为她不识字，她没法申请贷款，因为她不识字，她就看错了药，结果吃错了药导致家里人中毒，它就说包括坐车不识字看不懂牌子，它就通过一些非常生动的例子来告诉人们这个扫盲的重要性，所以扫盲一定要和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的工作相结合，才能把它继续下去。

解说：为了了解中国扫盲的现状，杜越曾几次陪着前来考察的国外专家到贵州的乡村考察，光是坐车就需要十几个小时，在乡村他们看到女人们用竹楼背着自己的孩子前来上课，一笔一划地在旧纸张上写下简单的汉字，好学一些的还能完整的写出一份贷款申请。

杜越：那往往比如说找一个祠堂，甚至一个农村的一个庙，就在那里坐在地上有个小板凳，然后老师就拿一很简单的黑板，不是现在我们这玻璃黑板，就是木的黑板叫他们识字，老师在前面黑板上讲，他们就一边重复一边一笔一划特别认真。他通过这个扫盲识字以后他会写这种贷款申请，会和别人进行这种教交易之后他们比如说通过养鱼、养鸡他们都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来大大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增加收入。

解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提出全民教育的理念，旨在向每一个许多接受教育的人提供教育机会，1993年《中国全民教育行动纲领》颁布，直到2004年中国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已经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科学、文化三方面，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该组织与1971年发起的一项政府间跨学科的研究计划，1978年我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正式成立，上世纪八十年代跟中国通过的《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各地开始展开林业“三定”工作，这种“分林到户”的方式，一度引发了全国性的森林乱砍乱伐尽管每一片森林都有专职的护林员，但当时国内的环保理念落后，一提保护就大片的禁止砍伐。

赵献英（中国人与生活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有的我一看我笑我说你们这保护区像管生产队一样的，那个头头就是像管理生产队一样那种概念去管理，就说你要保护你不让我砍树了，像福建它就是那个地方竹子特别好，老百姓就是靠这个竹子砍了以后卖钱自己生活，那你不让我砍我的生活来源从那来，是不是，所以这个矛盾就相当冲突。

解说：当时赵献英是中国人与生活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她到国外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会上提出的生物圈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分区保护，在保护区建立核心区禁止开发，而外围设立缓冲带及实验区，供研究及生产活动，这一理念给了她极大启发，1993年中国成立了自己的生活圈保护区网络，在福建武夷山可以砍伐的毛竹都做上了标记，村民们开始不单纯售卖竹子，而是对竹制品进行深加工，制作竹筷、凉席等。

赵献英：后来台商都来订货，慢慢生活好起来了，所以这种观念地他慢慢接受了以后中国的保护区就按这个分，核心区缓冲带、实验区，他们都接受，现在你不信到中国每一个保护区他都知道要这么来分，所以我觉得从UNESSCO得来的最好的新思想。

韩群力：生态学这个领域还是发挥很重要作用的，包括森林的生态，包括城市生态，包括污染方面的问题，包括水文方面的研究，当时是很有作用，现在很多前沿领军的很多人都是在那时候得益于科教文的这样一个工作。

解说：从1987年起，德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向中国提供了总计38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用于资助中国科研人员及针对生态系统的课题研究，再教育及科学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中国提供了许多帮助，而对于针对人权或行政自由等政治色彩相对浓厚的项目中国仍有所回避。

成小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属总部外事务高级协调员）：比如它现在特别突出的一个新闻自由，它认为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与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公约相一致的，那么我们国家好像当时只是参加了一个公约，另外一个公约没有参加，但是它就是永远按这个来说，特别是新闻自由这块，它设立了新闻自由奖，还颁奖。

解说：程小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属总部外事务高级协调员，1991年9月加入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参与了许多国际事务的沟通与交涉，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曾一度陷入短暂的冷冻期，而有时一段关系的停滞正意味着新的开始。

程小林：我想到九十年代就看看回转了，教科文组织也做出了一些适当的举措，比如在一些项目上确实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支持，或者尽可能派一些高等官员到我们哪里去谈，所以这个事情慢慢的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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