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中国文理分科太明显易被贴标签美国强调通才

2015年11月14日 11:30
来源：凤凰卫视

内容提示：李菁说，我对埃隆·马斯克特别有兴趣，一个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迪卡普里奥演的《飞行家》，他是一个偏执狂，我就要制造飞机，我就要飞，你看周围人看都是一个疯狂的不可理喻的人，但是他确实成就了一些事业。

吴军表态计算机开处方能达到医生的平均数遭窦文涛质疑

窦文涛：那腾讯的微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人用，会碰到什么问题？

吴军：腾讯的微信在开始的几年或者说一年多时间里，就是对全球化市场的关注是比较低的，历史上是这样。因为呢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于说优化，根据中国人的习惯优化某一个细节上去了。那么，现在这个技术发展很快，很多时候是先入为主，尤其像这种社交产品，当你的朋友圈某个人都用A产品的时候，B产品你即使功能再好，那你也很难进去了。

窦文涛：所以你看，我就听他讲这个，我就想就是说硅谷个万丈雄心，还有什么呢，国际视野。别看十几个人的小公司，一开始它这个定位就是全球。所以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听说马化腾在咱们这儿就算是前辈了是吧，听说爱发邮件，你知道吗？就是亲力亲为，部下在研发过程中发邮件，每过两个小时或者到凌晨三点。

吴军：夜里12点以后。

窦文涛：夜里12点以后，夜里三四点钟，马化腾啪一个邮件就回过来，说这个微信怎么怎么改。你知道我就想起，其实这有点像中国的老工匠，你比起你看它这个worksap这种，它们也许没有微信那么样的体贴、完善，但是它一开始它就先打全球所有的语言，它就已经一个全球视野。但是你看咱们这个，它还是像一个精工制作的，我把我打磨的什么什么的，但是你把它打磨的越完美，让你到韩国用用，让你到日本用用，可能你需要调整的东西就会更大。

吴军：它就是文化的因素太多，以至于它可能不容易适应第二种文化。再打一比方，这是一个奥斯卡评委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几年前有两个中国很火爆的应聘，一个是《让子弹飞》。

窦文涛：对，姜文的。

吴军：还有一个是《赤壁》，这两个在美国票房都不好，尤其是第一个《让子弹飞》，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太多的单一的文化的元素在里头，我们自己看起来觉得很舒服这个，但是你美国人看不懂。美国人看不懂，那么后来我就说，这个《赤壁》为什么不好呢？你看也是个爱情故事，蛮好的，他说你不知道，你说这个东西跟你们平时报纸上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如果没有人了解2000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法看这个《赤壁》，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强调的是大一统，报纸上都是这样子，那时候你看看，曹操是朝廷的军队，跟孙权讲咱们统一吧，不挺好的事儿吗？这个一定还要，为什么两边要联合起来要对抗朝廷，所以这个背景没有人看得懂。他说，你看美国的好莱坞的片子有一个特特点，都特傻，比如说两个票房最高的，中国票房也很高，一个《泰坦尼克》，还有一个《阿凡达》，就是俗得不能再俗的一个爱情片。

窦文涛：傻子都能看得懂。

吴军：傻子都能看得懂，就是因为傻子都看得懂，它没有那么多文化的因素，一定要施加在那儿。所以，它很容易成为全球化的产品。

窦文涛：没错，傻子是全人类的基本共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看来从硅谷发出的信息是，就是全人类一体化。

吴军：就是说人类最本质的一些需求、一些使用习惯、文化特征，这个可能如果你把它做到产品，你做好了，这应该说是一个秘诀吧。

窦文涛：叫做全人类的共性？

吴军：对，就比如乔布斯做这个手机，苹果，它一出来以后，你不会觉得很难用，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人拿来，马上就能上手就能使用。

李菁：不过吴老师，我也提一个看法，因为我看到比如说咱们刚才讲到科技越发达，你比如对人类隐私的，对人的隐私的这种侵入，其实也是讲到科技的副作用。我又看到一个比如说对硅谷的批评，它就讲，现在越来越关注于比如说苹果手机或者比如说手机软件，说这些人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举个比方，就是用来怎么检测癌症上。那他认为，其实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怎么来治疗癌症上，但是因为比如说风险投资或者这些应用，我们都怎么能快速地测出癌症，其实他的意思把方向给走偏了。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您看过没有？

吴军：是这样子，癌症这个事儿，因为我这个观点不是谷歌搞了一个全资的子公司做这个大数据医疗的，请了基因泰克的原来的CEO阿特·莱文森博士来当这个小公司的CEO，所以他是一个专家。他专门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全世界对癌症机理本身的认识在过去20年没有什么改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说这个治疗癌症这件事儿吧，为什么说要跟科技这些结合起来，他讲这么一件事，比如说我们过去说一直人类梦想着发明一种万能药。

李菁：长生不老药。

吴军：不是长生不老，就是治癌症的，就像青霉素似的，说这个药一用，那个癌细胞就杀死，人就好了，这是我们发现的。后来，我们实际上到现在也没发明这种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这么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关键是癌细胞它是不断地变的，我们都知道是正常细胞的复制，这是个正常细胞，复制完了，正常细胞还是这样子，复制成这样就是癌细胞。

窦文涛：对，这个他在植入广告。

吴军：这就是那个癌细胞了，好吧？这是癌细胞以后，我们一看这形状不对，做一种药把它杀死，但是我们实际上最后这个癌症病人是怎么死掉的呢，这个细胞一变，比如变成这个纸这个形状了，那就杀不死它了。实际上这个就像我们说的，坏人做了一件坏事，他就不断地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做下去，所以它一旦一变错了，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那么，新的观点是什么，怎么跟这科技结合，他说是这样子，如果我有一个团队，针对某一个患者，他的那个癌细胞变了的话，我就研制一种新药来给他进行治疗，只要我这个新药的变化速度比他癌细胞变化的快，这就能够治好，这是新的一个观点。但是在过去，这个成本要十亿美元，一个人要十亿美元，一般人也治不起，乔布斯治得起，他又不信这个。那为什么讲这个大数据这个东西或者说科技对它检测什么，研究这么重要呢，他说如果我能把比如说各种可能的这个变化，我都找着，那么我要根据好多好多人，比如他给了一个数据，大概差不多两百万患者，而不光是一种癌症，各种癌数据都能找着。然后它可能的变化我要找着，然后这个药品怎么变化，我事先能够想好，那么当然我制出可能好多个药了，分发在两百万不同的人身上，那么这个成本就能降到五千美元。那么，用这种思路他觉得这是可以解决这个癌症的问题。

窦文涛：那现在就是说你比如说看病，你比如说你要有病，你真能信得过跟一个软件机器，让它来看你的病吗？

吴军：如果说单纯从看病，我们如果把病历这些化验结果给了它，计算机通过读这些文件以及看这个结果，诊断的水平大概能达到医生的平均数，达不到我们三甲医院的水平，但是你在非洲没医生的这种地方，那它总比没医生强一些。

窦文涛：老中医气坏了。但是你看他讲这个硅谷，我觉得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发明其实是有一个基本的情怀，就是像你讲的，这个人想着我得为世界。

李菁：福祉，为人类的福祉。

窦文涛：所以这个都是咱们听着有点大义凛然，但是实际上你知道，我经常听那个成功导师讲什么就是说你们只管做你们喜欢做的事情，那有些人说我就喜欢睡觉。所以说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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