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生活史：联大教授出门奇葩交通工具，通货膨胀赚钱各显神通

2015年10月30日 11:50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昆明在抗战之前不过是西边边陲省份的一个贫瘠的小省城，由于交通限制，人口流动也小，经济落后，战前的1936年昆明市人口才不到十五万，但是抗战爆发之后一年，由于大量内地军政教育人口转移而来，人口激增到了二十多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昆明战略地位凸显，它扼守着中国的外援生命线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成为了“输血管”，此时昆明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三十余万，是战前的两倍多，战争后期的昆明不仅仅是中国抗战坚固的一个大后方，也是反攻的最前线，是盟国特别是美国认识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中美军民还上演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昆明同时也还滋养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学府，那就是西南联大，创造了事业战争史的奇迹，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西南联大讲起。

日军轰炸昆明“跑警报”成联大师生必修课

解说：1939年开始，日本飞机几乎每日轰炸昆明，炸弹当头，梅贻琦校长尽显风范。

何兆武：这个警报一来，每个人的反应不同，那有的人就慌不择路，跟那个耗子一样到处钻，可是有的人像梅先生，校长，就是安步当车，一步一步慢慢走，还维持秩序，说不要拥挤，不要拥挤，他吴晗的反应跟没有命的耗子一样到处钻，钻到这儿，钻到那儿，跑得披头散发，弄得。

解说：当轰炸成了一种习惯，跑警报也成了联大师生的必修课，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是跑警报时间，不安排上课。

何兆武：拉了警报以后，至少还有半个小时飞机才能临头，因为它（日本）那儿飞机一飞，我们就知道了，就报告，飞机从越南要飞到昆明的上空，怎么也得差不多一个小时，那个时候哪一个小时足够你跑了。

李晓：从这学校的后门出去，就爬到山坡顶上，在山坡上坐着，一会儿飞机炸完了就（飞）走了。

何兆武：有的人就害怕得不得了，有的人就毫无所谓，我同班的同学最无畏，他不跑，他不跑警报，他就在宿舍里。

李晓：我们有一个教古典文学的老教授，叫刘文典，顶（撞）过蒋介石的，当过安徽大学的校长，是古典文学的老专家，他跑警报。

解说：刘文典有旧式文人做派，素以桀骜不驯著称，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这样描述他，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油迹斑斑，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一次跑警报刘文典与沈从文在山坡上相遇。

李晓：他们俩都是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就说你来干什么来了？沈从文就说我来跑警报，（沈从文）说你来干什么？你不是也来跑警报吗，刘文典说我跑警报是保存国粹，你跑警报干什么？

陈晓楠：联大师生在抗战大后方的昆明，生活当中的一切都要因陋就简，在日本飞机每天的威胁之下，仍然谈笑风生，士气丝毫未受影响，联大边上有一家牛肉面馆，甚至还换了招牌就叫“不怕炸”，他们乐观无畏，相信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之后一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正是那个时代青年们最幸福的所在，给予学生精神力量的也正是西南联大当中，那些日后被我们称为大师的学者，而他们当年又是何种风采呢？

联大教授个性鲜明张扬学生可自由选择课程

解说：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这样描写联大的老师们，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许宝騄都是刚回国，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儿划圆圈，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候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我上过他三年的专业必修课，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

李晓：我们很佩服他，记忆力特别好，上课的时候只拿一根粉笔，从来是一张纸都不带的，就凭脑子给你讲，可以讲西洋史，讲到亚里士多德，他一讲Aristotle，黑板马上写上原文，Aristotle一个括弧，哪年生，哪年死，今年给你上这个课了，明年给下一班上课还是这一套，有时候漏了没听，借上一年级同学的笔记一看讲的一样，有的笔记里加括弧（注明）此处有一笑话，就是老师讲这一块儿有个笑话，记不起来笑话的内容了，我们听的时候果然是讲到这块儿讲了个笑话。

解说：同在历史系的陈寅恪似乎看不上雷海宗，在课上不指名地骂道，有人竟然还敢讲中国通史，雷海宗后来不仅讲了中国通史，还开了世界通史课，联大教授个性鲜明、张扬，从不隐瞒自己的态度，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哪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何兆武：特别自由，上课没人管，你不上课也没人管。

胡邦定：赵丹说过，管得太多就没有艺术，学术也一样，你管得太多了，它就没有学术了，什么东西你限（定）个框框，在这个框框里头像陈寅恪他就说，我要研究马列主义，我理解了它我才能信仰它。

解说：西南联大当时到底自由到什么程度，《上学记》中这样描述，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老师高兴教哪篇文章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

胡邦定：梅贻琦讲通才教育，他（有）这么个思想要国家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因为你西南联大不可能全出大师，第一不可能，第二也不需要，国家需要的是各种专业，各个方面的专家人才，所以他（学生）可以转系，可以选外系的课，通过这个四年的学习实践，使你逐渐地发现自己的真正的兴趣和潜能所在。

抗战后期通胀严重联大教授显神通贴补家用

解说：在西南联大学生自由，教授们也很自由，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严重，教授们大都入不敷出，为了贴补家用，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李晓：梅贻琦的夫人和潘光旦的夫人做一种点心送到那个饮食店，有名的饮食店“冠生园”去卖，她们给这种点心起名叫“定胜糕”，一定要胜利的糕。

冯姚平（诗人冯至之女）：我们也是不得不把这些个东西都卖了，包括好点的衣服，包括他们（冯至夫妇）结婚（的）时候，他们在留学回来的路上，在巴黎结的婚，那些德国朋友，国外朋友们送给他们的礼物什么的都给卖了。

李晓：像闻一多先生这样的，他一家八口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生活也维持不了，怎么办呢？他有古文字修养，刻图章。

解说：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上街设摊刻章，但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回，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十一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一千二百元，牙章每字三千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李璐：在这个广告上边咱们可以看到有梅贻琦，冯友兰等大家，为其做推荐，所以很多来参观的来客说，这个是古今中外最牛的代言广告了。

解说：教授们生活的窘迫不久触动了官方。

胡邦定：教育部给联大一个通知，就给各级行政负责人给他们特殊的补贴，你想那个时候那么困难，发点儿钱那不好吗，联大三十多个教授联名拒绝，辞谢，了不起，他（们）说我们向来是兼职不兼薪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就是联大教授在困难时期艰苦共尝，辞谢了国民党要给他们的特殊的津贴。

李晓：这些人很多有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情况下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岳霖的名著《知识论》《论道》，闻一多的名著《神话与诗》，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六本书，都是抗战时期在昆明完成的。

解说：西南联大的历史于1946年正式结束，历史学家冯友兰为联大撰写了纪念碑铭，痛南渡，辞官阙，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陈晓楠：抗战胜利之后，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南渡的师生们纷纷北归，桀骜不驯的刘文典留在了云南，因为他喜欢云烟，喜欢云南火腿，所以旁人还由此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就叫“二云居士”，联大八年培养了四千多名毕业生，联大师生后来出了一百七十一个院士，两个诺贝尔奖得主，八个人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还有很多人成为国家领导人，何兆武先生这样总结西南联大的奇迹，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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