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诺贝尔文学奖有政治基础获奖因体现西方价值观

2015年10月15日 11:44
来源：凤凰卫视

内容提示：窦文涛说，媒体有报道说，屠呦呦是第二个中国籍的人得的诺贝尔奖，第一个是莫言。后来人们就有很多意见，但是发现这问题还真不简单，从赛珍珠开始到杨振宁、李政道，开始讨论他们是什么国籍，最后发现这玩意儿还挺复杂。

王蒙：可能有点发挥，是吧？

查建英：有点发挥，但是他有的时候经常会受到质疑，比如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非虚构的一个大家，就是波兰的一个记者，后来他死后以后就很多人质疑他，甚至生前质疑他，说他编的。比如他写这个《海尔塞拉西》，他的这个很多这个采访，这个人物的名字都是用简称，没有，后来你看这些人说话怎么都一个风格的。然后最后很多人就说他其实是一个预言式的非虚构的，他用了很多他们当时波兰王宫里边的宫廷卫士的语言风格，把他写成了海尔塞拉西宫廷的人的这个记录。但是他已经高度地浓缩了这个原来的事实之后，其实它读起来像，所以很多人说它像个魔幻小说，像什么这些马尔克斯什么、拉什迪人都特别佩服这个。他打破了一些界限。

王蒙：美国有一个作家现在死了吧，那个杜鲁门·卡波特。

查建英：我刚才说的《冷血》就是他写的，就是60年代的。

王蒙：他的有一些非虚构的作品，因为他虚构作品我也看过，我非常喜欢。

查建英：是。

王蒙：杜鲁门·卡波特他写一个谋杀案。

查建英：构造这《冷血》。

王蒙：那个就说是这个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就跟电影似的，有的电影说这就是根据某一个案件拍的电影，它也叫做。

窦文涛：那你比如说这种非虚构的文学奖，那它的文学标准是什么呢？

王蒙：不，他得写的比别人好这是，语言好、结构好、思想好。

查建英：我对这个吧倒觉得。

王蒙：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据说她写的也是比较尖锐，比较刺激，是不是？

查建英：她这个写得都还很极端，你看这个像战争的核电站这些，你看那些故事都很刺激。

窦文涛：而且我看过一段，我觉着是靠点谱，就是她还真不光是一个一般性的记者。她这个里面有某种类似于史实，就是对历史的认识的那样的一种高度。你比如说你看她一段，她就讲今天的俄罗斯人对于社会的一些变迁的一些感受，你比如她就会有那样的话，我觉着挺有意思，她就说“有些俄罗斯人就看不惯了，说是好像一改革了以后，那些寡头人，就是富人们有钱了，然后她就采访一个俄罗斯的人说，那个人说是，我知道他们赢了，可是为什么让我们天天在电视上看他们的生活。说我们俄罗斯人总要有一点崇高的东西可以向往，是吧，生活差灵魂才有空间，可是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么一个样子等等，你看她是里边渗透出一些她的认识。

王蒙：咱们也能理解。

查建英：我们这儿一听就有共鸣了。

窦文涛：你也是，我觉着中国老百姓现在就爱看纸醉金迷。

王蒙：是是是。

窦文涛：就爱看富人的生活。

王蒙：爱看纸醉金迷的也有，一边看一边发火、一边骂的，一边甚至。

查建英：对，我们说的所谓毛粉不就是这样嘛，就说还是过去那时候，我们虽然清贫，但是那时候我们更平等，我们更有悠闲，现在你看这些全是贪腐，很堕落，这不是一样吗？

窦文涛：所以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说，我有一个不靠谱的猜想，就是过去咱们讲这个诺贝尔，尤其这些年经常觉得诺贝尔是不是有政治性，好像憋着就跟哪个国家为难，有时候就会有这么一个猜测。我现在就看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里边，我就觉他们有种道德性，会不会是。就说是它这个评委，当然你的道德不一定是我的道德，他就是按照他的那个道德观来说，你比如他评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我就认为他有没有一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么多的人，灾难造成了这么多的人的死亡，当面前苏联政府的这种隐瞒、触目惊心。它实际上它这个评委有一种他的道德的考虑，是吗？

查建英：你这么一说吧，我倒想起来王老师有一个，我当时就好多年前王老师说的，我不知道您记得不记得，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取向，我觉得很有见地，就是王老师我记得是说，说诺贝尔文学奖历年的这个选择有一个模式好像。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倾向于选那些异议作家，然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倾向选左翼作家，就左派，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我理解，那资本主义国家咱们就说主要是偏右的，资本嘛，资本社会。那么左翼实际上是它的反对派，它是批判它那个资本权力的，实际上也是等于他的对立派吧。社会主义国家呢其实是左翼革命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异议作家往往是偏右的或者是不管他偏不偏右，他是批评这边的一个主流权力的。再加上比如说社会主义国家里边的有一些专制国家你比如说，那么它也是跟这个专制对立的。所以，这种我回去一看，我还觉得这个选择还真有点靠谱，以前我觉得那不正好是政治化吗，现在我觉得这也有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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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它的政治的基础也是有的，它基本上我觉着它还是体现的是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念，特别是这个社会民主主义。

窦文涛：社会民主主义。

王蒙：北欧的这几个国家经常执政的都是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就是都是这些。具体的文学上呢他们就是喜欢，就是要想办法跟俗人的见解，我这用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他喜欢这种反潮流的态度。比方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用说了，不管它是讲逃跑的普宁，讲那个日内瓦医生的他叫什么来着？

查建英：什么帕斯捷尔纳克。

王蒙：帕斯捷尔纳克他有这种倾向，非常地明显。西方国家它奖励两种，一种是左翼，比如说意大利的拉夫，葡萄牙的萨玛拉葛，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他都是大骂资本体制的，而且骂的有时候让他本国的人都觉得很为难，也不能不支持他，但是他骂的又太厉害了，特别是本国的政要，怎么处理都不合适，他有这个劲。还有一种，他奖励那个艺术流派上小众的，不被群众接受的，比如有一年奖那个法国的叫西蒙还是什么，那个就是没有几个人知道，就知道他的名字，反正他要给你各色一点，他就是各色。

查建英：他支持弱势，不论是从政治上的，还是从文艺上的艺术流派。

王蒙：这样的话，中国这就不用说了，你比如刚才说的国籍问题，实际上他讲的第一个华人吧咱们说，是高行健，高行健呢我们这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很对此很不快的，是吧？这都表达了反对呀或对他的抨击甚至是，甚至于还有些别的措施。

窦文涛：不，撇除其他的，高行健这个文学水平能不能够诺贝尔奖？

王蒙：不，这个东西它的麻烦就是文学水平你说不清，各有各的说法，是不是？

查建英：所以我就是为什么认为他这个政治标准你也觉得他不无道理，因为文学它首先是主观的，跟科学不一样。第二，它是一个语言的艺术，而且是各国各有各的语言的艺术，你弄一个国际奖一堆，他除了看瑞典文是母语，其他全是外语翻译过来的，对吧，你怎么能评价呢？所以说有可能他颁的一个奖他能够有谱的一个标准倒是这种道德、政治的标准。

王蒙：道德、政治的标准，当年给海因里希·伯尔奖的时候，《法兰克福汇报》上边有一个评论，就说他的德语是不及格的，海因里希·伯尔，他是得的与其说是文学奖，不如说这是道德嘉奖，就这么说的。

查建英：关于高行健我说这个也有一位汉学家，好像你们这儿还请过，叫什么来着，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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