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日常：黄克功枪杀爱人惹众怒毛泽东忍痛判死刑

2015年10月10日 10:58
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延安女性健康饱满的形象成为日后中国人对女性审美的模本，这个模本的最初形象始自延安鲁迅文艺艺术院美术系教师王朝闻创作的雕塑《刘胡兰》，在创作雕塑刘胡兰时，王朝闻参考了鲁艺一位健康活泼女协调的样貌和气质，由此塑造出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国人所崇拜的女性形象。

黄克功枪杀刘茜被判死刑曾鹿平：要给知识分子安心

解说：中央的任务就是要在当时调查清每个人的历史底细，抓出可能隐藏在延安社会里的国民党特务，延安抢救运动自1943年6月展开，延续两年多时间，几乎牵涉到每一个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革命青年。

王丹一：我原来想的，我说大概不同意我跟艾思奇结婚，干吗早一点儿不告诉我，我心里这么一个问题，后来我心想反正这问题简单，组织关系我就写写交上去了。

解说：原以为把自己的组织关系交代清楚就可以再见到艾思奇的王丹一没想到，婚礼当晚与艾思奇的这一别再见面就是一年以后了，在这一年时间里，尽管两人都在延安，却完全得不到对方的音信，抢救运动里审查人员对王丹一说的话，也一度让她想放弃掉这份感情。

王丹一：你不要等艾思奇，他也有问题，那我就火了，我说我到延安是干革命的，不是找对象。

解说：1944年，延安各个单位自身人员的政治审查结论陆续做出，王丹一在等待审查结论的同时也惦记着自己与艾思奇悬而未决的恋爱关系，就在这期间她收到了别人传来的艾思奇的一张字条。原来这一年多里，艾思奇在接受组织审查的同时，也一直惦记着王丹一，牢记着他们的结婚承诺，一年多的音讯全无后，王丹一终于与艾思奇终成眷属，然而延安的恋爱故事并不都是美好的，1937年的王克功事件就是和谐音符里的一个杂音。延安的恋爱故事发生在延安男女比例相当悬殊的特殊背景下，在1938年以前这个比例是30：1，也就是30个男性才有1个女性，延安八路军的队伍里有相当一部分从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在紧张严酷的战争环境里，他们没能谈婚论嫁，到了延安终于有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这些红军干部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婚事来。黄克功是长征过来的一名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江西南康人到延安后，他曾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里任第二期第15大队的教导队长，1937年山西进步女学生刘茜进入黄克功所在的第15大队，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发展成恋人。

曾鹿平：刘茜是一个纯粹的知识青年，也是一个进步的知识青年，她是山西人，是在太原友仁中学学习的时候，参加了民先队，也是民先队的负责人思想非常进步倾向革命。

解说：刘茜与黄克功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后，很快发现了两人之间的隔阂，黄克功虽然身经百战，但在情感上却是一个粗糙的人。

曾鹿平：那么刘茜她所追求的爱情到黄克功这里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刘茜曾经跟她的好友说，她最反感黄克功的是，认识一天他就要结婚。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差距太大，审美趣向各方面，实在是搞不到一起来。

解说：不久刘茜转到陕北公学读书，黄克功则继续留在抗大任队长，就在这一时期内两人的矛盾激增。

曾鹿平：陕公基本上都是从外边来的知识分子，男男女女大家在一块学习，一块打球一块生活非常愉快，就像刘茜说的，好像已经忘记了对他哥哥说的，已经忘记了男女间的界限，那么黄克功从世俗的角度考虑，就说刘茜乱交朋友对他不忠。

解说：1937年10月初的一个傍晚，相对恋情做挽回的黄克功到陕北公学接放学的刘茜，两人沿着延河步行，直到发生争吵，黄克功一气之下拔出枪来，连对刘茜开了两枪将她杀害，对于黄克功事件的处理中共考虑到1937年前后，正是大量知识分子和爱国知识青年涌入延安的时期，如何给知识分子们一个安心的交代，如何让虎视眈眈唯恐中共不乱的国民党不造非，毛泽东忍痛做出了一个决定，对黄克功处以死刑。

曾鹿平：我对毛泽东写给雷经天，就是黄克功案件的刑事审判庭的庭长，雷经天的信中我对一句话记忆深刻，就说这样失掉人的立场，这不仅是失掉了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实际上从根本点上是失掉了人的立场。

解说：1937年10月12日，在黄克功枪杀刘茜后的几天，年仅26岁的八路军干部黄克功被处以死刑，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延安的婚恋并不都是幸福的，一些延安女性手足之生活影响过大，到建国后仍然难以讲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分开，以至于造成了婚姻的变故，有“红军书法家”之称的舒同与妻子石澜1942年在延安结婚，却在47年后的1982年毅然决然地与他离婚。

裴毅然：石澜她自己讲，这石澜自己讲的，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地发生龃龉和争吵，所以最后舒同就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不如没有。

解说：结婚前，舒同就是共产党晋察冀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在党内担任着要职，石澜则是来自福建一户富裕家庭的进步女青年，在中央研究院里写得一手好文章，自1943年两人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石澜就陷入了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操劳中，丈夫的不能及时体谅更让她气从中来。

舒安（舒同之子）：我那个哥哥当时拉肚子，他就是工作很忙顾不上，我母亲把小孩放到床上，小孩哭拉了一床，我父亲说你快抱走快抱走，怎么怎么，我母亲就气的，就说那你这样的话咱们就离婚，我带着孩子走。

朱鸿召：这些受到伤害又不能抱怨，不能为自己的委屈要求一个适当照顾的这些知识女青年，进入到婚姻以后，然后她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辩护，那就是你马列我比你还马列，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开口张口马列主义老太太。

解说：1970年代文革结束后不久，石澜与舒同间的一次家庭矛盾被石澜直接写信上报给了中纪委，这让刚从文革中结束被监禁被批斗生活的舒同无法接受。

舒安：这些信后来转到我父亲手里了，中纪委一看舒同的就给转过来了，我父亲一看好，你借文革完了你还要说我，就离婚了。

朱鸿召：经历了47年的婚姻，几个孩子都养了，她跟她的爱人闹了矛盾以后，她还觉得我应该把我这个家庭的矛盾向组织汇报，为什么，她就觉得我人都是革命的，我人都是共产党的，我的思想我的情感就应该向组织汇报。

解说：离婚后，尽管晚年的石澜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舒同晚年成为植物人后石澜用四年的时间写了《我与舒同四十年》一书，来缅怀这段婚姻，她希望舒同能在自己的书里站起来。

陈晓楠：后来人们口中的延安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其实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并不是延安女性的大多数，然而这些人之所以被塑造出来，也是与特殊的历史需要息息相关，在那个战争需要团结人，党派需要锻造人的年代，这群有知识有理想的女青年们，以放弃个人个性，降低个人需求为代价，换来了整个党派的高效一致，乃至后来国家社会的高速进步，是可敬又可爱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年历史，放到今天依然常说常新，恰是因为这段历史，似乎是一块无穷无尽的宝藏，为理解今天的我们可以作为宝贵的参照。《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也仅是攫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来窥探这段历史的全貌，它真正的味道恐怕还需要我们悉心地慢慢地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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