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80、90后作家作品太虚幻 毫无根基可言

王安忆：市场决定电影将消灭艺术片

窦文涛：而且你看现在这个电影界也好，我不知道文学界什么样，电影界是票房没商量。

王安忆：那当然。

窦文涛：说什么都没得说，我有票房，我赚钱了。

王安忆：但是我觉得，其实市场是个好东西，我话又说回来，其实我觉得本来市场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非常及时和灵活的反映需求。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们市场不大正常，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完全是市场，这就比较复杂了。其实我觉得市场的反映还是应该是我觉得至少比那个时代的以我们宣传的指令性的那个要科学一点吧，你比如说一个电影，其实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美国大片它占领了全部的银幕，这背后是有道理的，我们参加WTO的时候，我们是讨论大片进来的份额的，我们一定要进来份额的，它一定要给它份额。然后还有一些我也不说名字，就有一些现在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们的这些电影，就是上座率很高很高的，你知道它都是把银幕买下来的，就是说他把所有的影厅，我们家就住在影城的后面，我就知道在这一刻所有的影厅，我们九个影厅全部都是放这个电影。而像最近你看王小帅有一个很好的电影，叫《闯入者》，其实我觉得它是类型片，可是它的类型片里边它有严肃的思想，这一个电影你知道吗，我当时要看它找不到，没地方放，就完全没有地方放，然后我就是在网上搜索，最后在一个电影院，就是新衡山，它里边有一个文艺片的场子，这个场子很小。

许子东：旧的电影院，就是老式电影院。

王安忆：改了，它后来改成新的了，然后我立刻在网上去查，去订票，票已经订满了差不多，只剩下几张，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找我的朋友去要了两张票下来，等我去看的时候已经坐满了。他只给它排片排成这样，而且时间都很要命的，时间都是午夜，或者是正好吃晚饭的时候，可是它满座了。但是事实上他只给它这么一点份额。

窦文涛：很诡异。

王安忆：是诡异的。

许子东：你说政府是不是不作为呢？它也不是不作为，我最近去文化部，他们的一个设想，他的设想是很好的。他说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负责底层，叫老弱边穷，老区、弱势群体、边疆地区跟穷人，这些东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这些东西免费做。就是简单地说吧，让大家最穷的人有文化的饭吃，文化也当做一个饭。但是多样化的发展我们就交给市场了，它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样一来，多样化的交给市场，市场不会调节的，艺术影院就被消灭了，《聂隐娘》就看不到了，《闯入者》就看不到了，而且这个市场是被操控的，某一个大片的票房多少多少亿，它可以人为的一个月不让外国片进来，他说保护国产片，这个月这个片就特别高。所以，你说政府说我保证底层，上面的东西由市场来决定其实是不够的。

窦文涛：你像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就说什么《捉妖记》说什么破了中国票房200多项什么纪录。

王安忆：听说里面数字是不准确的，是吧？

窦文涛：里边也有说偷票房的这种嫌疑，然后我就看现在的这个跟帖有些挺好玩儿，下面有条跟帖说，你再连续放映两年，顺带把世界纪录也破了吧。所以说到底不是市场不好，是还没有真正的市场，市场不健全。

许子东：对，比方艺术影院吧，你还是有一个外国片进口的审查的问题等等，所以这里边还是有很多问题。不过还是讲回文学吧，王安忆是作家，谈得来，我最近做一个考试委员，港大有一个博士生，他也去过英国，原来北大出身的。写一篇论文谈你的，非常好，仔细地分析王安忆早期的小说，很多人不大注意的小说，他的一个结论，这个人本身是有点稍稍偏左的观点，贺桂梅的研究生。他的一个研究结论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很多作家对于文革跟文革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持批判态度，对于后面的这个比较平和，他说王安忆是极少有的作家非常认真地写五六十年代，而她写出来的六十年代不是漆黑一片，甚至文革，她也有一些。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些人有政治的言论，最近有的人说，前后30年不否定，他说这些作家没有人好好歌颂前30年的，上次你不是还说，文革有什么好歌颂的，对不对？但是至少前面17年，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争论的，王安忆是无心写历史的，她基本上是我们刚才讲关心市民生活的，但是中国的读者是喜欢读历史的，喜欢在日常生活中读出历史的。所以，如果要把王安忆的小说跟《活着》，跟《生死疲劳》，跟《古炉》，跟《古船》，跟这些作品相比的话，她相对来说不那么批判就是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的这个中国社会。当然，她也不是歌颂，她写的比较复杂，我还记得《长恨歌》里那个细节，王琦瑶的那个朋友看一个支部生活，我觉得他那些细节，因为虽然她也是像张爱玲这样关心日常生活，但是我们知道五六十年代的日常生活是浸透了政治的日常生活，所以你只要写日常生活，后面都有政治，我不知道你主观上有没有这类的想法，就是说对于那个阶段，包括对于文革是不是也有其中值得写的地方或者诸如此类。

王安忆：我觉得人都是在局部生活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生活是很具体、很具体的。我觉得小说就是写这个具体的东西，如果你在这么具体的东西你要是放弃，然后去关照一个大时代，尤其是当这个历史我们去对它的评判还没有形成，其实你说我们怎么来评判这个历史。当然我绝对不是觉得五六十年代有什么好的，但是你知道你一个人在里边生活，他也是在爱吧，他也是在组成家庭，他也是或者是受到一些很不顺利的经历，然后他也会有些快乐的时光。其实人生，你把一个人的人生放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他只要没有碰到一个极大的挫折的话，他还是这么样子在度过的，也因此我们人到现在还在嘛，经过这么多灾难，我们人还在，靠的就是这种特别细水长流的。

许子东：但是直接感受我们人人都有，但是你得佩服王安忆这个，她总是跟人家有点不一样。我以前刚写小说跟她一起在作协小说组，那个时候她早期的一些小说，比方很多人都嘲笑上海的那些女孩子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结婚那一天，要坐轿车什么什么，一般那个社会都很看不起。王安忆就写一个小说，觉得这个女的结婚这一天值得。

王安忆：应该很隆重的。

许子东：值得，她盼望的就是这一天，那时候的小说描写一些贪官，到今天大家批判贪官，她写个文工团的团长，那个团长走关系、贪污，就是搞各种各样歪门邪道。我记得她写个小说，《这个鬼团》。

王安忆：对。

许子东：写那个团长大家说他不好，他不干了，他一不干，那个就维持不下去了。她就是写这种，跟人家总会有点不一样。

王安忆：因为这就是具体的生活，具体的生活有差异的，我们现在。

许子东：你把这个贪官整掉，这个团做不下去了。

王安忆：因为你现在把具体生活把它一致化，我觉得就是没有希望小说的工作了，小说其实就是做这些最最细微的差异的。

许子东：在我们这些写评论的人看来就觉得，这个王安忆她总是有点她的流式，写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在文革的时候受了很多苦。

王安忆：《媳妇》。

许子东：《媳妇》，吃很多苦吧，可是她写她这个人在那段时间学会了自力更生，学会了自己生活，等到文革以后平反了吧，她又不知所措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所以她的角度一直跟人家有点不一样。

王安忆：小说其实本来就应该这样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为什么觉得这是好像很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就是朱天心讲的一个三国的野心吧，就是要把历史套具体的东西。

窦文涛：什么叫三国的野心？

王安忆：就是说朱天心的理论很有意思，他说小说家分两个，一个是三国派，一个是红楼派。三国派就是我们先就喜欢说史诗。

许子东：历史潮流。

王安忆：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要从它身上辐射出历史的意义，你老是用一个大的历史去套的话，你生活，你没有差异的就变得，你差异就会被你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