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线孩子随父母调动迁徙 不断适应新环境

解说：与最初到达的大人们的心情几乎相同，对于这里新鲜的一切刘金峰都觉得很好玩，上山可以打鸟下水能够抓鱼，与上海的学习生活完全不一样，三线厂区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可让家长们担心的问题也来了。

刘金峰：到这里以后呢，突然间就不上学了，我父亲也很着急，因为他原来得到的消息说，厂里的子弟小学很快会办了，结果呢什么时候办，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去了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村庄，当时叫瀛洲公社现在叫瀛洲乡，当时叫瀛洲公社，然后呢他可能找了一些（关系），托了一些人，然后呢就带我去做插班生。

解说：这里就是当年刘金峰上学的地方，一个历史久远的祠堂，被地方政府改造成了一所小学，刘金峰成为了这所小学的一名插班生，从上海小学生变成了安徽绩溪的小学生，这一身份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却是全新的挑战。

刘金峰：最最关键一点，当地那个老师，他教数学课的时候，他说的当地话当地的绩溪话，语言和上海话和普通话，差别非常非常的大，就几乎是听不懂的，然后你要不断的去猜老师那个说话的意思，然后我记得，每次上数学课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郁闷，然后就是坐那儿听也听不懂，非常着急，因为原来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是一个班上的班头是班干部，应该说当时的班干部是老师指定的，就是觉得你学习成绩不错，来指定的，当时自己也觉得比较有这种荣誉感，到了那里一下子听不懂，所以这个反差非常的大。

解说：听不懂老师的土话，让刘金峰上课时如坐针毡，放学之后更是要自己一个人步行两公里，才能回到光明厂，听完自己儿子介绍完学校的情况，刘金峰的父亲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得在晚上亲自给他补课。

刘金峰：当时我父亲呢，教我除法那个算数，他拿着一个粉笔头，在一米高的绿皮的工具箱上面，当做黑板教我除法，当时他那道题出的不好，字又写的大，然后老是除不尽，先是蹲着到最后都快趴到地上了，这道题总算除尽了，当时我看着我父亲的背影，印象非常的深刻，若干年以后，后来我们在语文课本里面，学到有朱自清的《背影》，讲到父亲背影的这样一篇课文，我就很快就联想到当时父亲这样教我演算数学的这样一个情景，很多很多年过去了，这样一种情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解说：幸运的是，刘金峰在当地小学寄读的日子坚持了不到半年，1971年4月光明机械厂的职工子弟学校筹建成功顺利开学了。

刘金峰：小学就在宿舍的最前面那个地方，当时办了一所光明小学，小学刚刚开始开学的时候，我是第一届学生，然后我们下课了以后，就是爬山玩，有时候体育课也在山坡上，因为它没有太大的空地，这是我们当时的乐园。

解说：而这也是小三线工厂的普遍情况，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都成了三线厂的标配，有了子弟小学，刘金峰与同是上海过来的小伙伴一起，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刘金峰：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子弟学校放了学，印象很深刻的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大家坐在山坡上，然后看着这个山就发呆，然后就在聊，当时我们就很怀念上海的街道，上海的弄堂上海的公交车，上海带辫子那种电车，我们的印象很深刻，但是在这里这些都没有，我们就想我四面都是山，层层包围着，我们什么时候能回上海啊，孩子们已经互相之间有的时候会说这个事情。

解说：上海曾经的故地，即便是在十岁左右的小孩心里，也成为了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山里的新鲜生活逐渐变化为单调和乏味，上海那熟悉的弄堂黄浦江的味道，成为了小孩们畅想的主旋律。

陈晓楠：刘金峰从小就很调皮，喜欢和同学打架恶作剧，但是他始终记得父亲教育他的两点，第一个就是做人要正直不要怕吃亏，第二个就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凡是要靠自己。以刘金峰为代表的小三线厂的子弟虽然说着流利的上海话，自称上海人其实他们和上海长大的同龄人相比，还是有不少差别的，首先他们普遍能吃亏，在山区的交通不便利，这使得他们有充足的机会去锻炼，其次当时小三线的职工，家家户户都有一些蔬菜养一些家禽等等，所以小三线厂的职工子弟都能干一手好农活，而上海的同龄娃娃们由于没有这样的条件，缺少锻炼的机会，也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了，最后小三线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相比，最大的差距可能就是信息的缺乏，也就是见世面见得少，那么关于这一点，刘金峰的妹妹有一个经典的故事。

刘金峰：她应该说对上海是没有什么印象的，她就完完全全在山区长大的，这么一个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回上海探亲的时候，然后带着我妹妹，有一天白天的时候，他说了爸爸带你去看电影，我妹妹就说了现在是白天，怎么能看电影呢，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因为我们当时的电影，都是在厂里的灯光球场就是篮球长，到了天黑以后然后大家在露天，坐在这个板凳上，天黑才能放电影，所以她不知道还有电影院。

解说：露天电影看惯了的孩子，不知道有电影院这回事，应该也算正常，小三线工厂大多都是一个小世界，有自己的幼儿园、学校、小卖部，灯光球场等，加上小三线厂保密等原因，与外界几乎隔绝，小三线的孩子也就更容易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里，对于知识的渴求与上海的孩子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刘金峰：就是我们在那里上学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学校慢慢受教育，渴望能看到一些课外读物，这时候我跟我弟弟经常有的时候走到两公里以外的这个颖洲这个村庄，它那里唯一能买到书的地方，是一个农村的供销社，我们就来买它那个书，我记得印象深刻的，我跟我弟弟大概是应该1977年了，看到到了一本新书，就肖洛霍夫的那个《静静的顿河》，它一共有四册，但是呢它是一册册的到，每次到比如说第一册，也就到一本或者两本，然后我们就开始买一趟一趟的跑，生怕这个书到了以后被别人买走了。

解说：艰难获得的《静静的顿河》成了刘金峰和他弟弟小说的启蒙读物，由此也可见当年三线工厂在教育资源上，还是有着许多薄弱的地方，也正是如此同样从上海去往安徽搞小三线建设的许汝钟，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许汝钟：当时我就是考虑到，为了孩子的今后的前途，因为我知道山区里没有中学，没有小学更谈不上大学，那是整个影响将来孩子的一辈子事情，所以就跟老伴商量，就是说孩子留在上海。

解说：许汝钟考虑到三线厂的教育质量，他坚持把小孩留在上海，夫人也就在上海照顾刚刚三岁的小孩，当时三十二岁的许汝钟就这样过上了两地分居的生活，而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八年。

许汝钟：这样我们就长期分居了，每年我顶多就有探亲假回来一次，有时候回来开会，顶多一年回来一两次，当时小孩带大是她帮助我带大的。

解说：当上海八五钢厂慢慢步入正轨，许汝钟的夫人曾经带着孩子去安徽探亲，与刘金峰初次进山的感觉一样，许汝钟的小孩其实对大山也充满了好奇。

许汝钟：那个时候他小的时候，他去了以后他很高兴的说，这么大一个公园，首先给他一个感觉，是这么大一个公园，因为有山有树，还有看到有牛有羊有鸡，因为牛什么都放羊的，感到很开心。

记者：跟城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许汝钟：不一样，喜欢到河沟里去摸小鱼小虾，还捉各种虫子，给他的第一感觉就这样，后来他印象这山沟里还很枯燥，想看电视没有。

解说：习惯了电视的小孩自然灾山区会感到枯燥与乏味，而远在湖北襄樊同样有一批小三线的小孩，他们的生活其实与安徽的刘金峰们并没有多少区别，祝翠华更是一个典型的三线孩子。

祝翠华：就是由于父母工作的调动，我前后上了五个学校，有的学校在武汉就上了一年，有的学校上两年，都是因为他一调动我们孩子我们都跟着跑嘛，所以我就是学历不高，学校学了五个，都是因为父母的工作。

解说：小三线的孩子都习惯了这种迁徙，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化，他们也不得不随之适应新的学校新的环境，吴山英也是襄樊的小三线二代。

吴山英：我们像上山采蘑菇，还有时候以前后面山上还有个堰在堰里边逮蝌蚪，周边也挺多的像采藕莲，就玩这些，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娱乐活动。

解说：在三线厂长大的孩子们，独立性都是很强的，父母都在工作，自己照顾自己，成了他们当然的选择，甚至还有一些要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吴山英：那时候父母一出差，一走就是好几天，你想想我那时候也才七八岁，然后就在家里带着两个妹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以后就是给他们炒米饭，然后又时候晚上，安排两个人睡觉，作业写完了就睡觉，有时候晚上也怕，怕了有时候还找过邻居，喊了邻居旁边那些叔叔婶婶，过来陪我们一下，晚上风刮着门有时候害怕，有时候来陪一下，慢慢慢慢反正就这样，慢慢长大了。

解说：王有发和章熙华当年在三线厂的子弟学校担任教师，对于三线厂的小孩的特点，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王有发：因为当时这个三线厂矿，在我们本地来讲，它的经济条件是比较好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些学生呢，她们根地方学校的学生，有那么一点优越感傲气一点。

章熙华：本地学生呢，卫生习惯没有他们好，在另一方面他们，对老师比较尊重一点，因为他们上海人尊重老师的。

王有发：聪明比较聪明，再一个不受什么拘束大方，在什么场合不受什么拘束的，跳舞、唱歌搞体育运动，比较大方的，而且出了很多人才。

陈晓楠：根据当年上海支内的小三线建设者的回忆，他们当年在十六铺码头出发的时候，广播李易之在播放当年的一句宣传口号，很有名叫做到哪都是上海人，故乡等你归来，三线的二代们有一些通过考试考出了大山回到了上海，比如片中的刘金峰，他们兄妹三人后来都是考上了大学，那么现在全都定居在上海，而更多的小三线建设者他们的命运，最终又迎来怎样的结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