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83年底,种种不利于经济特区的传言不断袭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项南多次向中央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设立自由港,但是迟迟没有答复。这期间,项南与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时常通电话,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两个沿海开放省份,就是在这样惨淡经营的气氛中走进1984年。

1984年1月,广东、福建两省得到了这样的通知,邓小平同志即将南巡。通知中说,邓小平要去几个经济特区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休息。然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都认为,邓小平的南巡,另有深意。项南作好了汇报工作的准备。

项小米:最早的时候,特区只开放了厦门的那个叫湖里的加工区,那个特区。邓小平视察厦门的时候,我父亲陪着邓小平在湖里加工区走了一圈,另外陪着他乘坐了一个快艇,环着鼓浪屿绕了一圈。

在鼓浪屿的游艇上,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项南向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的设想。

项小米:我爸爸就跟邓小平汇报,提出来能不能够把这个(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当时邓小平视察完了,回去以后,很快地就扩大到了厦门全岛。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还跟他提到了,就是能不能够把是沿海的城市都给它开放,不要光广东和福建这样两个特区,不够。后来回去以后,我记得,很快地中央文件就下来了,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我记得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

项南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厦门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甚至提出过发行特区货币的想法。项小米说,也许是因为过去常常走出国门的关系,她的父亲项南有很多想法,远远超前于时代,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同时,对于新生事物,项南总是格外关注。正是因此,闽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吸引了项南的目光。

项小米: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当时就老跟我们讲,他说福建哪有什么工业呀,就还是那句话,特区又不给你钱,但是,历来福建人很会做生意,就通过那种原始的资本的积累,比方烧瓷砖,就有了钱了。那这么多的钱他们就是要搞企业,支不支持他们?我父亲就认为,就要坚决支持他们。你不支持他们,福建你还能搞别的吗,国家又不给你钱,你能搞什么呢?所以我父亲对乡镇企业历来是非常热情的,而且我觉得他倾尽全力去支持他们。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乡镇企业到底该不该办,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项小米:实际上在我的印象里,中央对这个乡镇企业究竟是应该扶持还是要控制,还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报纸上经常在登,有一段叫“关停并转”,所谓“关停并转”,全是冲着乡镇企业去的。

就在闽南的乡镇企业逐步发展之时,一场晋江假药案引发了全国的议论。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此后不久,晋江假药案逐步升级,矛头指向了福建的乡镇企业建设。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项南坚持认为,假药案应该处理,但是绝不意味着今后不再搞乡镇企业。

项小米:我父亲给晋江提了一句话,叫“乡镇企业一枝花”,就在这种风口浪尖上,我父亲去了晋江,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必须得扶持它,我爸爸说,既然你栽花,它就有可能长虫,你要给它捉虫,而不是要去把这个花给掐掉,他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我父亲认为,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你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到一个大的方向,影响到福建整个乡镇企业的局面。

所以晋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后来是保住了。

就在晋江假药案之后不久,1986年春,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但是晋江人从来没有忘记过项南。

1986年,67岁的项南从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6月2日,项南和夫人还有他的老母亲,一同乘坐46次列车离开福州,告别了他工作5年的家乡福建。当天晚上,在北上的列车上,项南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离开后,自然是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毕竟是极少数。是非功过后人会去评说。

杨志栓是项南生前最后一位秘书,从1994年起,他伴随了项南人生中的最后岁月。在他的记忆里,项南在北京的生活,清贫但是并不平静。1997年11月10日,项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直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坚持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