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酝酿着新的政治气象。而刚刚获得平反,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也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1981年1月14日早晨7点半,一列45次特快列车抵达福州车站。一位身穿旧式棉袄,脚登黑布鞋的长者出现在了清静的月台上。他就是时年62岁的项南。这次项南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省委的常务书记。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便和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这些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据项南回忆:1980年的冬天,中央领导同志把他找到中南海,说福建省是一个侨乡,有几百万华侨在海外,但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福建省的省长,没有一个是福建人,华侨感到很遗憾。所以中央考虑,要找一个福建籍的同志,会讲福建话的,了解福建情况的人,到福建去主持工作。

就这样,项南成为主政福建的“封疆大吏”。他谢绝了福建省委的盛大欢迎仪式,而是静悄悄地登上了去往福建的列车。从11岁起,项南就离开了故乡福建,在50多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这块土地。然而,当时的福建,基础建设之落后,经济之困难,都超乎项南的想象。由于海峡两岸的长年对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福建一直被牢固地定位为“海防前线”,几乎没有建设。

项小米:一个他,一个任仲夷,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两个省委书记。当时为什么把他放到福建,把任仲夷放在广东?这是两个地理位置最特殊的省,一个(广东)面对着香港、澳门,一个(福建)面对着台湾,而且当时福建的工业基础是最薄弱的,比广东,那根本没办法比,福建没有任何的工业。我记得我爸爸去的时候,我说爸爸,福建什么工业都没有,他说好像记得,就三明,就是福建的一个深山里有一个火柴厂,这是福建的工业,我去的时候,当时福州有一个7层的楼房是当时最高的一个建筑,叫华侨大厦。

初到福建,项南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查研究上。项小米回忆说,3个月的时间里,父亲项南差不多跑遍了全省的每一个县市。

项小米:他特别喜欢跑出去,因为福建是山路嘛,到处都是山,就在山路上跑来跑去,看到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他就把车一停,坐那儿就跟农民聊起来了。聊完了农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觉得这个老头不错,就跟他聊。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跑出去以后回来,他老有很多的心得,他就说,这个事情对,就应该这么做。

1981年底,以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项南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更应该发挥依山靠海的优势来发展农业。他把这种做法,称作是“唱山海经”。

项小米:他说这个山林啊,都开荒,都砍柴,都给搞秃了,他说就把它包给农民,一包包它个几十年,结果就那样。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他坐着车到外面去听农民讲,完了以后他就回来决定的事情,他特别喜欢这样。

在项小米看来,父亲项南主政福建,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但是当时中国的具体政策环境还并不乐观,项南却已经在福建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

项小米:他在福建的好多社论是他自己写的,《福建日报》的社论是他自己写的,我记得有一个社论,一共39个字吧,好像是说为什么有些单位,就是那个罗织冤假错案,为什么有些单位长期搞不下去,有些人自己屁股上有屎,不妨回去想想看。这社论就这样,还评上那年的好新闻,还得了个一等奖。他特高兴,他有时候还跟我说,哎,不光你会写啊,我也会写。我记得特别清楚。

可是,这个在工作中解放了思想的项南,工作作风却依旧没有改变。即使是在自己女儿的眼中,项南也显得“顽固不化”,太过“马列主义”。

项小米: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的时候可能都近乎到苛刻吧。他到了那个省里以后,省里原来有一个特供的小食堂,就是给这些省委书记们一些特殊的供应,什么肉啊,鸡蛋啊,或者说一些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吧,他去了就给停了。我觉得他也挺武断的,他就是反对一切特殊化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警车开道,他就烦这个。因此他的秘书跟我们讲,你们能不能跟你爸爸说一说,有些事情还是随和一点好,要不然他脱离群众啊。他的秘书那意思就是,他脱离群众,不是脱离底下的群众,是脱离那些省委书记的群众,省委书记有四五个呢,你弄得别人怎么过呀,人家的脸上怎么看啊。他根本不管那个,所以我估计他在党内,可能出了名的也是这个铁面无私。

当时他那个小车是个尼桑,后来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有点钱了,省里觉得可能太寒酸了吧,就给他们配了大概六辆奔驰,上来就让他给扣了,又是发了一顿脾气。那个尼桑不是还能开吗,为什么要换奔驰呢?他就把那六辆奔驰全给封了,可是这车,你用它也是那么多年损坏,你不用它,封到那,它也是那么多年就损坏了。有时候秘书不敢跟他讲,就跟我们小孩讲,就说劝劝你爸爸吧,不要太过了,脱离群众啊。我们跟他说,他根本不听。他说,就是不好,影响太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