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项小米:他到那个中阿友好公社后认识了好多的当地农民,养鸡的、养鸭的、喂牛的。这些人都跟他特别好,我觉得说到底,他可能还是个农民的儿子吧,就是他骨子里头,就对农民、对土地有一种亲近感。
项小米回忆说,在公社里,父亲项南学会了开拖拉机,并且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此与中国的农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项南还没有被平反,当时的农机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大胆起用了他,任命他为办公厅副主任。
项小米:他搞农业机械化,那是我大了以后才知道的,他也是做到最好,他写了很多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像论文式的那种理论的文章,当时都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了,都是很大很大的整版整版地登,有个笔名叫王植,非常有水平的文章,后来他们结集,给他出了那本书,我觉得他那时候是很有水平的,很爱动脑子。
在一本中国农业百科全书里,能看到项南的名字排列于中国农机专家的词条之下。然而正当项南准备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努力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项小米: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爸爸,就是大概“文革”第二年吧,就给关起来了。关到八机部,那时候叫八机部,就是农业机械部。
一年多的牛棚生活之后,项南被发配到了远在黑龙江依兰县的五七干校,而此时的项小米早已随同母亲到达宁夏的干校,在那里参加劳动。
项小米回忆说,1970年5月,她的父亲项南恢复了工作,调回北京,后来被任命为一机部农机局局长。
1976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历史转折。就在这个时候,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就是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考察。这次考察,让项南提前认识了资本主义。
项小米:就是1975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党内,也开始有了一些要打开国门的呼声了,还没有明确地提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也很难得的,就是他作为农机部的副部长,带着代表团曾经出访过好几次,德国、美国、法国,他都去过。他那个时候给政治局讲他出国的一些见闻,包括他出去,带一个小摄影机,到美国他就拍电影,把片子拿回来给政治局看。我记得那时候有华国锋,华国锋还是很支持他这么做的,就是我爸爸把那个片子拿来放,完了以后就写考察报告。我记得有什么欧洲几国考察报告,美国的考察报告,都是印成书给他们看。
项小米回忆说,也是由于当时能够走出国门的机遇,让她的父亲项南,对当时他所从事的农机工作,有了新的思考。
项小米:他那个时候,就去国外考察,在北京市周围,引进的什么机械化养鸡,机械化的割草,机械化的喂牛,都是他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我们说北京市的市民那时候能吃上这么多的鸡蛋,鸡蛋供应能够这么充足,我觉得都应该感谢我爸爸,那是他最早引进来的。
他提出来,就是要大规模地引进机械化的操作,比方说养鸡、养牛这些东西,他就提出来很多,比方说多少多少人的粮食和牛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还要这么原始的、这么多人,这样集约化的去劳动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只是局限于对农业机械化的一些思考,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他当省委书记以后,我觉得他一下子,他的眼光就跳得更远了,他干了很多事情,都是咱们国内没有的。
1979年2月,项南出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且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受到了重用,但是身上仍然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项南没有急于要求组织上为自己平反和落实政策,而是集中精力抓农机工作。
项小米: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说,项南的这个案一定要翻,完了以后才委托团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因为是在团中央受的处分嘛。等批了以后,我父亲才被平反。
项小米:我记得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我那时候在部队嘛,给我们每个孩子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材料。
从40岁蒙冤受屈,到花甲之年获得平反,项南的人生已经走过了21年。在项小米的记忆里,获得平反之后,她的父亲项南却显得格外的冷静。项南此时未必意识到,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他的命运又将出现新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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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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