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戏剧性命运
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强调他身体有病，要治病；“干儿子”的事并没有解决，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
当时，对受审查的人有“帮促组”，十几个人，天天进行“帮促”，实即批斗、逼供。在康国雄那个“帮促组”召开的第一次“表态会”上，就要他交待为“五一六”做过什么事情。他十分恼怒地说，“‘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我曾经求周总理帮助，我怎么会反他呢？这根本讲不通嘛！”他还辩论说：“你们总结‘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点：一是出身好，我却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其次，历史上无辫子可抓，我却一直被怀疑为‘蒋介石的干儿’；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还在‘牛棚’里劳改。‘五一六’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与我沾边。”批判他的人诡辩说：“初期是这三个特点，由于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进去了。”
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机院教职工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
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一个已被分配到大连的学生，被抓回来接受批判，他“揭发”康国雄是“五一六骨干分子”。
大会结束后，要康国雄立即交待。康国雄只好把写过的材料又写一遍。
几天后，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连长例行公事地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然后打断康国雄的声辩，突然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作了个决议，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听完此话，顿时意识到，一定是周总理又有批示下来了！他立即大声说：“感谢党中央！”连长问康国雄什么时候走，康国雄说，“今天就走！”
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引起不小震动。一时间议论纷纷，许多人到连部去提意见。出于无奈，只好召开了全连大会，就康国雄的问题，作出解释：“康国雄的父亲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革命有贡献，康国雄的确有病，党有统一战线政策，按政策给予照顾；康国雄的问题并未了结，治病回京后继续审查。”
周恩来这次批示的具体内容，康国雄是在返回北京后才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机院留守处，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当得知确有此人，现在陕西汉中后，就转告说：“周总理指示：他有病，应回北京治病。”
这时已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更高了。这一次，他的指示终于得到执行。
康国雄回到北京后，先安排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七二一大学”撤销后，参加了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创办。到1980年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时，要为周恩来给丁江的那封信作注，到处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国雄，但因章士钊原信将他的工作单位错写成“北京工业管理学校”，结果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把他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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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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