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和邓小平有协定的
卡特：是的，当然记得。甚至我在当上总统之前，我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与中国建立起外交关系。现在我们与贵国建交已经30年了，而如今我也已经是以一个老人的身份来这里访问。当时我对于中国人民抱有极大的兴趣，想看看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如果中国和美国，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够以合作伙伴的关系来面对种种问题，比如说面对自己的人民，面对太平洋和远东区域，乃至全世界。而我正好找到了一个已经准备好了的合作伙伴，就是邓小平。于是我派了当时美国最好的谈判专家代表我本人到这里来，莱昂纳德·伍德科克，他曾担当过汽车工人工会的谈判代表。我们那时候是一种非常秘密的关系，我和邓小平之间。当时所有的资讯都没有通过美国国务院，因为在我看来它像一个漏勺，最好……我们所有的消息都是从白宫直接发出的，这样我才能够控制它们。当我们最终达成协定之后，那是十二月上旬，我们就决定同时发表一个声明，华盛顿时间是12月15日，北京是12月16日。那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不过就当时来说，我的这个决定很不受欢迎，因为当时我们与台湾已经有着多年的联盟。在我们国内有些人，许多群众乃至国会认为这是一种背叛，背叛了一个国家对台湾的承诺，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但是在美国宪法的框架内，总统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来决定应该承认哪个外国政府。那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定，美国人民和国会必须接受它。
阮次山：那时候，当然国会要……我还能记得那种情绪，是反对您的。那么当时您是如何打算的，在美国与台湾防务的问题上？
卡特：我与国会密切合作，仍然设法维持了许多与台湾的关系，在经济上保持纽带联系，继续各种贸易、商务以及互相往来访问。我还和邓小平达成了一个协定，美国能向台湾出售仅限于防卫性的武器。虽然邓小平从未公开承认这个协定，但他私下里向我表示这是可以接受的。除此之外，邓小平也允许我对外宣称，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任何分歧都会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以经济纽带、防卫性武器以及我的声明，即大陆和台湾间的任何分歧都会得到和平解决，这是我达到的三个成就。当然，邓小平也取得同样的成就。我们废除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我们从台湾撤军，并且以后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保持单边的、唯一的关系。
阮次山：您提到邓小平，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当他访问美国并且与您握手，那个记忆使多少中国人兴奋不已。您对这个人是怎么看的？您曾经招待过他，与他谈过话，他给您的感觉是什么？
卡特：在1978年的时候，我只是把邓小平看作一个强硬的谈判家。非常难以对付，不过我们还是达成了协定，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互相的尊重。我非常兴奋，他能够接受我的邀请来访问美国，而且比我预想的快得多。我从未料到他能在新年第一个月就过来，我以为大概会在下一年的六月或者七月前来，但他一月就来了。他精力非常充沛，非常诚实，讲话的时候非常直率。他从不误导我，从不违背诺言，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同行者，充满幽默感，而且与美国人民打成一片。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提到过，当年最令人感动的场景之一是许多美国孩子背诵了邓小平最喜欢的一首歌的中文歌词，他们在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演唱这首歌，邓小平走上台去，亲了这些孩子们。其中的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女儿艾米，她当时只有9岁。当时许多观众都流了眼泪。那是一个最为生动的展示，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与美国的小孩子之间存在着亲密的私人关系。
阮次山：您知道，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三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是非常不同的。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变化在您眼中是怎样的？
卡特：邓小平当时就跟我简单地解释过他想怎么干，那时离我们达成协定只有两天。他宣布将会有改革和开放，针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体系。因此我想，他向中国人民许下的这个大承诺，与我和他完成的协定之间应该关系不大。他想要我马上到中国来，作为他去美国的回访，但是我……那时候突然发生了伊朗人质危机，我离开美国不太合适。不过我卸任的第一年，1981年，我就以他的客人的身份到这里来了。那个时候，他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城市和农场的家庭只能做很小的生意。一家可以养五只鸡，或者五头猪，或者可以修自行车，造土罐子之类，只做一样事情。那时农村和城市里还不能自由地设立企业，所以是中国开放的第一个阶段，让人民有机会灌溉自己的土地，为自己赚取利益。那时人民也不能在村子之间自由迁徙，或者从农村去城市，除非有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且也没有宗教自由，没有崇拜的自由。但是他很快改变了这一切，在我的请求之下。1982年，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我们看到了受保证的宗教自由，《圣经》可以自由传播，别的宗教也得到机会成长。因为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更是通往前所未有的自由的第一个阶段。我非常高兴能够见证这些改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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