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亲手将母亲“残害” 多年后真相令他五雷轰顶

解说：1970年4月11日，在枪毙方忠谋之前，固镇县召开了万人宣判大会，在汹涌的人潮中，时年16岁的张红兵也夹杂其中。

张红兵：从我的精神状态来说，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头发蒙，晕，嗡嗡叫，当时我甚至连走路都迈不出脚步。

陈晓楠：看到那么多人围着的，跪在地下的那个人，你觉得是自己的妈妈吗？

张红兵：是自己妈妈，但是我逃避不了，不再是青面獠牙，而是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心在颤抖。

记者：那天枪决的只有你母亲一个吗？

张红兵：只有她一个人，对，当时的那个会场，刑车出来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在这边这个位置，跟着刑车走，就走这条路，刑车在前面开，后边的人在追刑车，想尽快地尽量地追上，想去看这个行刑的场面，我跟着这个大队的人马在中间，当年都是沙石路。

记者：现在根本都看不出来了。

张红兵：对。

记者：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

张红兵：完全面貌改变了。

解说：方忠谋死后，张方两家也彻底断绝了往来，方忠谋娘家遭到了冲击，二妹忧愤而亡，而张家也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眷顾，“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帽子如影随形，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制着他们，张红兵兄弟二人初中毕业后，没有获得进厂升学或当兵的机会，被安排下乡插队劳动，张月升则又在大小运动中，经历两次挨整和被免职，日子过得战战兢兢。

1976年十年动荡岁月结束，之后的两年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结束，对于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渐蔚然成风，而此时已经成为一个青年钳工的张红兵，却忧心忡忡，备受折磨。

张红兵：陷入了一种极度抑郁的状态，最后到什么地步，我在家里面和父亲和弟弟无法用语言交流，我默默地走到五河县淮河大桥上，桥下是滚滚流淌浑浊的河水，不知道有多深，我想爬上栏杆，一头蹿下去，一走了之。

陈晓楠：大的形势的改变。

张红兵：是的。

陈晓楠：你是无所适从的。

张红兵：是的。

陈晓楠：你的心理找不到一个落点。

张红兵：真的，真是的，而且我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在这个时候我日记没办法记了，记什么呢？说什么呢。

陈晓楠：人一下就迷失掉了。

张红兵：对，方向没有了。

解说：1978年末，多年未见的方忠谋的弟弟方梅开突然找到张家，当时文革的平反工作正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展开，方梅开决定给姐姐伸冤，他提出要一份当年的举报信，为姐姐写平反太料，然而张月升却拒绝了，不久张红兵父子读到了张志新的平反消息后掩卷长叹，张红兵也终于明白，原来这些年心底里不时冒出的自我怀疑，并不反常，他对父亲说我们当年做错了。

张红兵：连天加夜地写，彻夜不眠，写啊，边写边哭，后悔啊。

陈晓楠：就是认识到错误，承认错误，这一步是很痛苦的。

张红兵：是的。

陈晓楠：因为这不是一般的错，是一个没法挽回生命的。

张红兵：是的，应该是用刀子切割心脏的那种疼，我和小姨母到了我家，我们娘两个抱头大哭，抱头大哭，当时窗外下着大雨。

陈晓楠：母亲是张红兵生命当中已经消失了近十年的一个词汇，方忠谋死后，张家对此讳莫如深，张月升把和方忠谋有关的照片、字迹全部统统都毁掉了，而近十年之后，当这个几乎被抹去的母亲重新“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强烈地冲击着张红兵，白天他在工厂干活，晚上就通宵达旦地写，当年他写的是揭发材料，而这一次写的则是申诉和平反的材料，当年他写下的一切，把母亲钉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个曾经钉子一样砸在母亲身上的词句，都反弹回来，好像是钉到了自己身上一样锥心彻骨，张红兵痛苦着写了近一个月，61页，他把初稿读给父亲听，父亲沉思了半晌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

解说：80年代，张红兵考上了当地电大中文系，一天在上古代文学课的时候，他读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写的《猿说》如遭雷击。

张红兵：有一种猿猴，猎人就把这个母亲捉到了，捉到了以后把她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她母亲这样下场，那就是反抗，那就是抓，撞，最后这个小猴子也死了，他这篇文章最后说，说猿猴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所以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在自己心里面痛骂自己，张红兵啊张红兵，你畜生不如啊，动物还有亲情，还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吗？犯下了滔天大罪，十恶不赦，没有想到她那时候的心情，现在才想到，我经常梦见母亲，有一天母亲突然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担心她会马上消失，我就拉着母亲的手，我哭着说妈妈你别走，我拽着她的手我在哭，我在向她诉说，妈妈我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啊。可是妈妈不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转眼不见了。

解说：在给母亲方忠谋，平反的过程中，有一件事一直深深地困扰着张红兵，在他的印象里，母亲一直是一个热忱、忠贞的革命者，始终积极要求进步，但为什么她在出事之前，表现得越来越异常。为什么在1970年2月13日那个夜晚，她会突然歇斯底里、举止癫狂。在仔细翻阅了父亲、自己以及其他人的举报材料时，那些尘封的琐碎细节，所揭示的真相再次令张红兵五雷轰顶、如梦方醒。

1949年23岁的方忠谋，受地下党父亲方雪吾的影响，加入了解放军，作为护士参加了渡江战役，荣立二等功。但一年后，在家乡的土改运动中，父亲却被当做“地主分子”和“匪特分子”镇压，方忠谋也受到牵连，被当做“特务嫌疑，内控对象”，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忠诚，早日入党，她也曾向组织检举揭发过父亲，要求与地主家庭划清界线，不断改造思想，工作上更是积极拼命，并做到了固镇县医院，门诊副主任的职位。1966年文革伊始，是张家人政治生命最荣耀的一年，方忠谋的大女儿张芳被，选为固镇县师生代表，参加了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然而从北京回来不到一周，张芳就因为串联时传染了流脑而病发身亡。

张红兵：母亲简直承受不住这个打击，遇到同事她就哭啊，就说自己的好孩子张芳，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

解说：据弟弟芳梅开说，张芳死后，方忠谋曾和他说，为什么要搞文革要让学生串联，如果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好好上学，大胖（张芳）也不会得这个病死了，然而还没有从丧女的痛苦中走出来，夫妻二人又先后遭受冲击，丈夫张月升被戴上高帽批斗，在陪丈夫批斗的过程中，方忠谋也挨过打。随后方忠谋再次受父亲牵连，被当做“特务嫌疑”关在县医院里隔离审查，限制人身自由，每天早晚在单位门口，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一年多后，她被允许回家吃饭睡觉，这次回来之后，方忠谋言行日渐怪异。1970年2月7日以来，思想上、精神上、情绪上不正常，如经常睡不着觉，几次提起已死的女儿张芳哭哭啼啼，做家务时拿东忘西，她每天睡觉前有洗脸的习惯，有两晚洗了脸之后又洗一次，说话有些颠三倒四。

炙热信仰的幻灭和残酷生活的双重打击，最终压垮了方忠谋，事发前一晚一直与父亲划清界线的方忠谋，突然说父亲是冤死的，事发当晚方忠谋和丈夫儿子争执起来，受到刺激的方忠谋言行彻底失控，但由于身处特殊年代，又缺乏医学、心理学常识，方忠谋激烈反应的言行，被惊骇不已的父子俩完全当做了“猖狂的反动行径”，加以举报、揭发并最终导致方忠谋，以反革命罪被枪决。

张红兵：很多次回到这地方，都非常沉重，不堪回首，它毕竟是我把我母亲，亲手送上断头台的一个地方。王姨你好，真是老邻居了，您和我母亲一样大。

陈晓楠：您了解张律师的母亲吗？

张红兵的老邻居：她怪好的，还可以，文化大革命这里去那里去，她妈在那背着包，上县医院去消毒啊，都是她，这个医院里都走没人了，就她自个在这个医院里。

记者：她出事了以后，你们是怎么想的？

张红兵的老邻居：我没看出来，就跟她这个大女儿死过以后，她应该受刺激了。

张红兵：这都还是田野嘛，过去都是这样的地，刑场就在前面。我母亲当时呢，从刑车被押到这来，在这地方执行死刑，然后留下一摊血，大概就应该是在这边这个位置。

记者：就在这？

张红兵：对，就在这边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在这吗？

男：你母亲的尸体怎么搞的呢，毙过以后，有个神经病就把她尸体绑到自己身上，绑到自己身上就乱跑。

记者：当时就是没有收，就是直接就放在刑场？

男：没有收，对对对。

解说：2013年一篇名为《一个文字“逆子”的忏悔》的文章，引起巨大热议，作者正是张红兵，这段腐骨蚀心的个人史，张红兵原本打算隐藏起来，但一天他在网上看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再搞一次文革”等言论，再也无法沉默了，在文章中他像当年做“大义灭亲”报告一样，详细描述了1970年，那个残酷夜晚所发生的一切。

张红兵：我愿意做一个反面教育，我把我家庭里面，发生的这件惨绝人寰的惨剧，展现给世人来看，把这一块血淋淋的伤疤揭开来给人看，让大家思考为什么在这个家庭里，会产生这样的人间悲剧，怎样才能避免这个悲剧重演。

张红兵：张红兵的忏悔录一经发布，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们无法理解，用最恶毒的字眼，诅咒他、谩骂他，张红兵对此毫不辩驳，他觉得这些责骂并不能抵消他对母亲犯下的罪行。

记者：有的人会说，因为它是时代造成的，并不是自己造成的。

张红兵：从责任来说，社会的归社会，家庭的归家庭，个人的归个人。

记者：你并没有打算放过自己？

张红兵：没有，是的我没打算放过自己，我是应该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它并不因为，我现在公开的说出这件事情，它就消失了。它将永远，由我肩负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直到我走进坟墓的那一天。

陈晓楠：在1993年的日记里，张红兵曾经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父亲提到，一位老同事曾经说，你和老方结婚十多年，不应该报案，张月升回答他，方忠谋在家能说，到外面也能说，如果在外面说了，就会连累我们一家，不办她就办你，当时的政治形势摆在那儿，末了他还对张红兵说，你母亲是个好人，这是母亲去世20多年来，父亲鲜少提及的母亲之死，但是张红兵认为即便当年父亲不举报，他也会去的，正是自己的狂热、坚决，把父亲也逼到了那一步。

2003年父亲去世，张红兵则不断地扪心自问，从小他就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天性并不坏，为什么就会把母亲推上绝路呢？究竟是什么让自己，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和亲情，而母亲究竟是带着一种怎样的心情赴死，究竟怎样看待这母子一场，究竟有没有原谅他呢，这些问题他终极一生也不会找到答案了，轰轰烈烈灼烧一切的大时代，早已经过去，可是张红兵却不想和过去和解，他一次次走着母亲赴死的那条道路，一次次地感受母亲最后的时刻，他说也许只有疼痛，才能让他觉得没有忘记母亲，也只有这种自我折磨，才能让自己为母亲的死亡，付上一点点代价。

张红兵：1951年，我父亲和母亲结婚时候买的皮箱，当时是一对，这条围巾是我母亲围过的。

记者：你母亲围过的？

张红兵：我母亲围过的围巾，这一条羊毛围巾，这个就是我母亲在隔离审查的时候，用的茶缸和这个勺子，搪瓷的缸盖子。然后这是我家里面的，买粮食的当时我们上粮站，买粮食的面口袋，这上面的补丁，都是我母亲补的，补得针脚很密，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年我不做这件蠢事，母亲活到现在也才八十多岁，她健在的话，能看到我们这一家大人孩子，心里该多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