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国企高利润是经济增长结果 改革不得不做

核心提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常被称为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196家国企减少到107家，国企改革步伐加大，速度加快，可以说是开启了大重组，大整合的新时代。那么有媒体称在刚刚开始的2016年有可能成为国企改革的大年，那么究竟国企改革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在改革开放的第38个年头里，国企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又会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凤凰卫视3月19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田桐（主持人）：学术殿堂、思想盛宴，欢迎各位来到《世纪大讲堂》，我是主持人田桐。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国企改革。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中国的国有企业常被称为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196家国企减少到107家，国企改革步伐加大，速度加快，可以说是开启了大重组，大整合的新时代。那么有媒体称在刚刚开始的2016年有可能成为国企改革的大年，那么究竟国企改革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在改革开放的第38个年头里，国企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又会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有请演讲嘉宾来为大家揭晓，先来认识他。

解说：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助理教授，世界银行常驻研究员与咨询专家。国企改革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我们离中等收入陷阱究竟有多远？改革开放38年，国企改革还重要吗？王勇为您解读中国国企改革的沉浮逻辑与结构变迁。

王勇：国企改革和重组到了不得不做的阶段

田桐：在去年的9月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那么呢？这份文件被称作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文件，有媒体说它是和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关的您是怎么样理解这个文件的出台？

王勇：是，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必须应该把它置放在中国整个宏观发展的一个阶段来探讨，它已经不是一个微观的企业活力的问题和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必须要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置放在一个新常态的框架下和全球化的视角下来加以探讨。我觉得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已经到了不得不做的一个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九十年代下半年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其实当时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下游产业，一些制造业，一些消费型的服务业。但是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特别到了2015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式不容乐观，所以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变得异常重要。

田桐：那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演讲嘉宾王勇老师带来他今天的演讲！

王勇：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的是中国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如刚才和主持人一块交流过程中提到的那样，现在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要，而且呢，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中国国内的问题，不再是一个中国国内的微观企业活力的问题，它已经是一个国际的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这么重要？我今天想要和大家主要分享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必须要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贸易全球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

解说：2016年，中国的国企改革步入“政策落实年”，是持久战还是攻坚战？为什么说国企改革的进展已经直接关系到中国本轮经济能否“闯关”成功？本轮国企改革与90年代又有哪些不同？在王勇看来，要理解中国国有企业所存在的问题，首先要从企业的利润率具体的数字开始说起。

王勇：如果我们看企业的利润率，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一波三折，在九十年代的时候，2000年之前，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普遍是低于民营企业的。当时大家可能有些人记忆犹新，当时大量的国有企业转制倒闭，而到了2000年到2007年就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那段时间的国有企业剩下的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反而超过了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甚至超过了外资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给大家举个数字，比如说2011年，看全球世界五百强最大的五百家企业里面，中国一共占了57家，仅次于美国，美国是一共有133家，中国的这个57家最大的企业里面有53家是国有企业占到93%，为什么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会在九十年代和2007年之前是不一样呢？我们要理解这样一个企业利润率的现象，我想最好的应该要把它结合中国三个具体的宏观经济特征加以探讨。第一个特征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中国的产业结构里面有个垂直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产业，它有上游的产业和下游的产业，上游的产业呢，指的是能源、金融、电力，这些是生产中间产品和中间服务业的这就叫上游产业。所谓的下游产业呢，是直接用来消费的，你比如说衣服、鞋子包括服务业，消费的服务业像酒店、宾馆、电影这是下游产业，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国有企业从下游的产业逐渐退出来了，但是上游的产业能源、金融、电力、通信，这些产业里面国有企业依然占的主导的作用，下游是放开了，但是上游的一些核心的部门，核心的产业还是国有企业垄断的，还是有一定的进入比的，我把这样特征归结为垂直结构，这是到2000年之后才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构，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中国是一个大国，也就是说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呢，中国正在一个结构转型的时期，结构转型这个词在经济学里面含义非常明确，所谓的结构转型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的构成不断发生变化，就随着一个国家的人均GDP的变大，它的农业的比重包括就业的比重包括产出的比重会不断地下降，工业包括其中的制造业，它呢，是一个倒U型的就是先上升后下降，这是它的工业的比例，服务业是一直在上升，这样三个部门构成的变化就叫结构转型，中国恰恰是在一个结构转型时期，也就是说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业，转到制造业，转到服务业，中国正在快速地进入结构转型的这个过程。第三个特征，中国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大家知道2001年的12月份，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WTO的一员，现在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非常积极地参与着世界贸易，在这个国际的贸易体系里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特征。我想讲中国国有企业这个问题，应该放置在这么一个宏观的框架下，一个国际的框架下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核心的故事是什么呢？为什么国有企业利润从2000年到2007年它反而超过了民营企业呢？核心的机制是这样的，就是下游的产业，刚才说过的一些制造业，一些服务业放开了，大量的民营企业进入，民营企业非常地有活力，竞争性非常强，这些非常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它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因为不断有廉价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业，这也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利用廉价劳动力又利用外国的市场，因为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部分，利用扩大的外需、内需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下游产业的民营企业迅速地扩张、壮大，这个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引擎，但下游的民营企业它扩张，它壮大，它就需要更多的源，需要更多的电力服务，需要更多的电信服务，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说它对上游的这些关键性的这些产业，中间产品中间服务的需求会增加，因为它要扩大它的生产规模，而恰恰是上游的这些关键性的这些产业呢，又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基本上可以说是国有企业垄断，所以现在一旦有了这个垂直结构它发生的故事就是说下游的民营企业我发展得越好，那上游的国有企业就越赚钱，但是我们又看到到了2007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上游的国有企业它的利润率又开始下降，甚至要比民营企业下降得更快，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还是因为垂直结构，当你的外需减弱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的下游的出口就少了，民营企业相对出口就少了，这个时候它外需了，同时中国的内部的需求相对也减小了，自然而然的，它对于上游的能源啊，对钢材的需求啊，对水泥的需求啊，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啊，对电力的需求啊，对上游的这些关键性的这些产业的需求就相对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上游的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它发现我现在的东西就产能过剩了，因为我就卖不出去，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很多最集中的一些产能过剩一些亏损比较严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游的一些产业。

王勇：国企高利润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

解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是王勇曾经的导师，去年12月在北大朗润园里，我们也见到了这对师生的身影，在王勇看来“水平结构”与“垂直结构”就是90年代与如今国企改革的本质上的差别，这种分析方法也正是源自于林毅夫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

王勇：从我刚才的分析这个逻辑关系里面，我们看到，更多意义上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它是民营企业在下游的民营企业，大量地努力然后促进经济增长，创新，企业家精神，这些市场力量导致的一个结果，下游的民营企业市场越发达，越好。上游的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垄断租金，所以它是结果。所以呢，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繁荣它其实是一个病症，它其实是一个反映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一个结果，你下游的产业都改革了，都市场化了，但是你上游的这些产业，有些关键产业还是垄断，这样的过程中，就是说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比如说电信，如果我们看中国的，中国电信业其实已经蛮发达了，已经蛮竞争了，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说，电信业这个是要涉及到国家的电信安全，所以我们应该国有，但是你看美国，美国的最大电信，AT-T，T-Mobile都是民营的，所以是不是在上游一定要是国有企业？这个是不一定的，如果说，在我们的分析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个counterfactual（与事实相反的）一个实验，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析，就是如果你把上游的国企的垄断打破，引入更多的市场竞争，如果那样的话呢，就会使得上游的这些能源的价格、金融的价格，这些成本就会下降，因为竞争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这样以后呢，就会使得能源价格下降以后，这对于下游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因为民营企业它要生长，要扩大，它就希望它的能源，它的原材料是越便宜越好，希望金融服务越便捷越好，希望自己的这些电信、通讯这些交通啊，越便捷越好，所以当革除了上游的这些垄断力量以后，它的下游民营企业就可以要素成本就可以下降，从而它的国际竞争力就可以提高，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快速地增长，对于GDP增长就会更有利，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也是得到好处的，这样的话，它其实是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的，因为消费者面对的消费品价格，消费服务的价格变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革方向。

解说：国企高利润率的增长是否可以永恒？“中等收入陷阱”离中国经济到底有多远？随着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以后，经济结构经过刘易斯拐点，为什么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如今国企改革最重要的驱动力？

王勇：随着中国的结构的转型，就是农业的人口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到工业以后，现在其实农业里面，当然仍然有一些农村人，因为中国还有户籍制度和各种各样政策的扭曲壁垒在里面。所以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但是和二十年前相比工业化已经非常，相对来讲已经非常成熟了，体现在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价格，过去的七八年里上涨得非常非常之快，也就是说很多经济学家都一直在说的，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那么的低，而是快速地往上走。一旦劳动力的成本往上走，同时随着中国的GDP的上升，大家知道中国的人均GDP在2014年已经达到7600美元，已经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按照购买力评价的话，在2014年的12月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随着中国生产GDP的提高，它的实际汇率，人民币的汇率它也会升值，它的物价会上升，土地的价格会上升。一旦这些能源的原材料的价格不断地上升以后，这样的话，你如果再考虑下游民营企业它所面对的经营环境，你就知道他们的负担有多重，所以整个的民营企业它的竞争环境其实是相对地恶化的，这就会大大削减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包括国际竞争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怎么办？怎么样改善下游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怎么样提高下游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给他们更大的空间、时间来做R-D（研究与发展），来做技术升级，来做产业转型，这个时候上游国有企业就必须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要降低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方面你原来是征收垄断价格的，现在要把垄断加成价格降低，二方面你必须要提高你的生产率，使这样的话才能够降低上游能源价格从而促进下游企业的活力，然后能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整体的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否则，中国就很有可能跌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必须要把上游的国有企业要进行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这么重要，你要看国有企业在整个经经济里比重，它是一直在逐年下降的，可是为什么重要？因为国有企业它占领是核心部门而且它的重要性巴是全局性的，它是整体性的，它不只是一家企业的问题，不只是这一百多家央企的问题，它是事关整个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地可持续增长的一个战略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多这样的高度，然后再来讨论怎么改？为什么国有企业现在数量越来越少呢？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你应该要把有些国有企业就是应该放开对它们垄断的保护，引入更多的民营企业，这样的话也是对中国民营企业增加更多的投资机会，原来这些产业你是没办法进去，不让你进去，现在如果你可以进去的话，那就你有更多的投资机会，那样的话就有更多的竞争，其实从提高投资效率，从提高整个GDP，从提高改善整个收入的平等水平，各个方面其实都是有利，好处超过它的坏处。这个就是国有企业改革，它在整个中国经济改革和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结构转型过程中，它所发挥的作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必须也要强调，就是国有企业改革，我并不主张说一次性的，一夜之间全部把所有的国有企业彻底地私有化，我们要怎么改革还必须要考虑速度、时间、策略的问题。有些国有企业它所在的产业它的确涉及到国防安全，这些产业我们觉得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比例是恰当的，因为其实它承担的并不是一个创造利润的这么一个功能，它其实是更加实现的是一个国防安全的功能，其实你都不可以，甚至可以不要将它当成企业，它其实是一个事业单位，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它的确也涉及到一些就是比较策略性的，机密性的，这些我们觉得，对于这些产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我们也要比较慎重。但是对于有些国有企业，有些产业，有些上游产业，我觉得完全有必要把它的进入壁垒给放低，甚至完全取消，这样的话，可以引入更多的民营资本，如果你对外资企业特别担心的话，那你至少可以先对内资企业自己的民营企业开放，所以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不同的侧面，再来还想强调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僵尸国企的问题，这个是现在中国经济改革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王勇：职工劳动保障是国有企业改革一大难点

解说：2016年春“振兴东北”再次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当“去产能”被列为今年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又向何处去？如果“工业一柱擎天”的“二人转”不能再唱，东三省国企改革的加减乘除怎么算？

王勇：所谓的僵尸企业，僵尸国企就是这些企业呢，一直在亏损，但是呢，这个企业国企非常非常大，甚至整个一个地方，整个的一个市它就是主要的这么一家大国企，怎么办？能不能让它马上破产？最近我们在讨论东三省，东三省它现在就面临这样问题，它现在的经济非常地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倒数，可是大家知道在解放前，甚至在解放后的初期，东三省都是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它的增长速度都是名列前茅的，现在它剩下了一些国企，大国企，怎么改革？当地国有企业它已经存在很多的债务，所以当地的银行，很多也是国有银行，它必须要继续的支撑，补贴这些已经在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钱来支持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如果说我们一下子把整个那个地方，所有的国有企业，一家大国企关闭的话，就业怎么办？劳动保障怎么办？那些员工家属子女的福利怎么办？谁来买单？万一出现社会不稳定怎么办？所有的这些问题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所面临的真正的难点问题，这个和九十年代的改革不一样，在九十年代末期改革的时候，你是改革下游的一些国有企业，其实在那个时候，民营企业已经有这个能力，而且已经存在，当国有企业它逐渐逐渐地转制下岗的过程中，它民营企业可以不断地吸收就业，所以整个过程虽然它的失业率是蛮高的，但是整个的过程还是比较平缓的，因为你有一个部门，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民营企业的在不断地吸收就业，这个过程是可控的，还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如果一个国企它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它是地域性，整体性怎么办？这个是一个难点，我们必须要考虑它是如何退出的问题？当然，国有企业改革并不只是国有企业，要改革国有企业必须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改革，一块做配套，没有配套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恐怕很难单独支撑，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就应该和国有银行，金融改革联系在一起，然后又涉及到法律的执行力，因为我们事实上在立法里面，也有反垄断这方面的立法，那么怎么样执行？在实际过程中怎么样处理僵尸国企这个问题，还有审计法、破产法还有包括反腐败，这些的其实法律都是配套执行，都和国有企业改革有关，而且呢，刚才我也讲到国有企业改革还必须和养老保障体制、医疗体制、就业体制这些其他方面的还没有完成的改革联系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是一个全局性的工程，它是一个宏观的工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可能比较好的改革方式，国有企业改革方式恐怕还是应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不是说一下子就像原来苏东地区那样的休克疗法，一下子全部私有化，我想恐怕那不是一个合适的可行的一个策略，可能还是要逐步地改，渐进地改，把有些可以先放开的尽量放开，但所谓的渐进改革不是说你拖着不改，一定要改。因为我已经把迫切性、重要性已经刚才讲了，不改的话中国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改。但是怎么改？应该渐进，应该按照产业它各种的特性，它是不是真的涉及国家安全？它真的是不是支柱产业？还是说哪些地方，它的民营企业相对来说已经具有这个能力来吸收从破产的国企里面释放出来劳动力，看看这个条件是否成熟？包括当地的财政，国家的财政是不是有能力支持？把宏观政策和其他的微观的一些地方的差异，都统统结合起来，然后形成一种渐进的改革方案。然后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关于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它整体的思路呢，就希望把更多的民营资本引入到现在现存的国有企业它会不会有效，这个其实还是有待研究的，不同的学者，他有不同的观点，但我想大方向，大家基本上是形成共识的，就是希望现在国有企业从以前的它主要从业务管理这个功能，可以适当地弱化，可以作为资本的投资，作为一个投资方进入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管理，甚至你并不一定非要是国有，可能是国家资本，只是作为一个其中的小股东，可以通过资本投资的方式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当中，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可行的，一种可能的一种路径，所以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但是过犹不及，不及犹过，必须要把握好它的度，速度、次序只有这样我想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才能真正地得到改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的跳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够达到持续的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田桐：非常感谢王勇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也是学经济学的同学们还有现场的嘉宾，有什么问题想向王老师进行请教吗？

观众1：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国有企业不单单只有中国具有，像美国、法国都有不同数量的国有企业，和他们相比的话，咱们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什么特殊性呢？

王勇：中国的国有企业其实刚才我也讲过，中国的现在的国有企业和刚才法国、法国的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量地集中在上游产业，第二，中国的国有企业比例还非常高，就作为大企业里面，要赚钱的企业里面，国有企业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这两点都是非常不同的特征，然后第三个我想就是如果是和其他的国家相比比如说比中国更加落后一点的像越南，它也是一个在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它相比，其实可以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国有企业的产业分布，就有点像九十年代的中国，所以中国是走在越南的前面，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是中国的问题但其实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比如说甚至是印度这个国家，印度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刚才我们这个分析框架其实也可以用来分析印度，印度为什么，印度1995年的时候它就成为WTO的成员，它已经是世贸组织的首批成员，而且印度的话，大家知道它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你看印度的外贸，印度整个国家的出口，在三年前还不如中国的浙江省和江苏省加起来，印度劳动力很便宜啊，他们人口很大呀，很有可能马上要超过中国的人口了。为什么会，他们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不发达？其实也可以从我们的分析框架里面来分析，我的给出的答案是印度它的上游产业因为它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变得特别的不发达，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印度的水、电非常的便宜，印度地方的官员他是地方选举出来的，所以他的地方官员去拉选票的时候，他都会对选民说你赶快选我吧，如果你选我，我保证你的水费、电费会非常便宜，当选了，的确非常便宜，但是呢，它的水电费的价格低于的它的边际生产成本，也就生产水电的企业是长期亏损的，所以以至于今天如果你去印度的话，你还发现印度经常断水断电，它的上游产业如此的不发达，所以以至于它严重的影响到下游制造业的发展，甚至你现在如果去印度看一看的话，它很多的制造业厂家一个工厂，它有自己自配的发电机，一家厂商一家发电机，非常非常地低效，这就说它上游如果太弱，太不发达，它的就要会扼制下游的制造业的生产，增长。制造业的发展。一旦你下游的制造业不发展的话，你当然很难有利于吸收农业的就业，整个的结构转型，整个工业化也就会迟缓，所以即便你是在1995年，就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要比中国整整早了六年，可是它的对外贸易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刚才的这个整个的垂直结构，国有企业的比例这些问题其实这个框架可以用来分析很多国家的现象，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田桐：来，还有问题的观众朋友！

观众2：王老师您好！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题那么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怎么样和公有制为主题不动摇？这个相互不矛盾？

田桐：这个是一非常棘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发展，中国政府的目标，它最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所以这些是根本目的，所以有些民营企业因为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一些垄断，一些低效率使得下游没有办法快速地像原来那样快速的增长，它会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恶化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会降低中国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其实对实现中国梦是不利的，所以有些国有企业像我讲到的就必须要进行改革，这样的话才能释放活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当然这里面也有涉及到有一些国有企业的一些产业，我刚才其实也提到，有些国防安全还有这些机密，这些的确它承担的并不是一个商业企业的使命，它承担的就是一个国防啊，这些事业的使命，这些我觉得用国家控股，这些还是合理的，所以国有企业或者说中国的公有制我想这些其实从学术层面还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我也不主张所有的无论青红皂白的彻底的全部的一刀切的所有化，我们还是有些地方可能公有制也许还是合理的，所以我想这是个度的问题从学术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我觉得做学术研究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就是做客观的分析，哪些对中国长期的发展有利，哪些是不利？我们把客观的分析展示出来，至于现实中，如何政策推进、操作？我想这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考虑、衡量，领导人的智慧，但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应该说实话，把客观的原因、结果、机制分析给大家，希望社会思潮往着有利于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这个中国梦的方向能够走对路，走好路。好，谢谢！

田桐：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精采的演讲，希望大家在下一期继续收看《世纪大讲堂》，那么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如果想和我们的节目进行深入的互动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演讲嘉宾王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