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赌权之变终结华人赌商“家天下”历史
2009年12月22日 14:52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解说:华灯初上的澳门,无处不渗透着欧陆特色的殖民风情,但这其中却少有的夹杂着一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中式建筑,矗立在澳门市中心最繁华的新马路上。这座开设于1917年的德成按是澳门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当铺,辉煌了七十多年,直到1993年关门结业。澳门回归后,政府主动出资将这里改建成展示馆,重现澳门传统当铺的昔日风貌。走进展示馆参观,游客花五块钱购买的门票,实际上是一张颇具收藏价值的当票存根,上面一句“认票不认人”向游客展示讲述着澳门典当业的前世今生。

澳门的当铺早于清代已经存在。清末民初时,更加是成行成市,典当业和博彩业,曾经同是澳门的巨富行业,经营者多为富甲濠江的实业家,而这家德成按的主人,就是当年拥有三十家当铺,三十年代投得澳门赌场专营权的一代赌王高可宁。

吴小莉:典当业是一门古老的行业,在中国有超过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在现代银行系统成立之前,典当业是澳门居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现在的典当业已经逐渐的式微,传统当铺也被新式的典押行所取代,但是作为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典当业见证了澳门经济的沧桑蜕变,历经了澳门赌业的世代变迁。根据资料记载,澳门最早的赌场,专营者并不是“典押业大王”高可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澳葡当局第一次以公开招标批出赌场专利权,散乱的赌摊市场在民间的强势人物的主导之下逐渐整合。以卢九家族,范洁明以及霍芝庭等为主要股东的豪兴公司一举夺得赌博专利权。澳门的赌业从此由竞争走向垄断,从混乱走向有序、澳门的赌王时代就此开始。

解说:如今澳门繁华的市中心,还保留着第一代赌王卢氏家族的豪宅物业,这个兴起于晚清的澳门赌商世家经营赌业四十余年,所涉足番摊、白鸽票等多种赌博种类,是晚清时期澳门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华人赌商家族。

王五一:庐九和庐廉若,后来他俩经营了没几年,就被第二代赌王来代替。第二代赌王差不多是他们取得博彩专营权,似乎应当是1937年。那个时候是傅老榕和高可宁两个人,那么他们是第二代赌王。

解说:傅老榕、高可宁在二十世纪初与何东、罗文锦并称香港四大家族,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1937年,傅高两家经营的泰兴娱乐总公司,以每年向政府呈交一百八十万葡币的承诺取得了澳门第二代的赌场专营权。

王五一:当时傅高两家,他们的赌场已经有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了。在新马路有一个中央酒店,那就是当初傅高两家的赌场。它离现在的新葡京有两百米远,傅高两家取得赌权,把博彩业的专营权一直经营到六十年代初,那么这也是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这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抗战。因为就是说傅高两家取得赌权以后抗战爆发了,抗战爆发由于澳门是中立区,所以大量的难民涌入澳门。我们可以想像这些难民当中可并不都是乞丐,都是些社会下层,应当说内地好多有钱人也都过来了,所以这给澳门当时博彩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催生作用。

吴小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疯狂的日本侵略军,一路占领大半个中国,东南亚诸国更是不在话下,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也未能幸免,唯有弹丸之地的澳门安然无恙。除了葡萄牙是二战中立国这个原因之外,早年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当中还披露了另外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据说当年葡日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如果日军入侵澳门,葡萄牙则会促使兄弟国家巴西遣送三百万的日侨回日本。如此大规模的遣返,日本当然无从招架屈于形势之下才放弃澳门,但是后来日本多次拿出证据,称当时与葡萄牙和巴西并没有协议,不入侵澳门完全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历史的真相众说纷纭,但毋庸置疑的是四十年代的澳门,确实因其特殊的地位,成为了战火中的一块绿洲。

解说:1941年,香港沦陷后,大批银号迁往澳门,金融业盛极一时,但澳门传统的三大手工业,却因原料来源和销路的受阻,而急剧下降。

林香生(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澳门过去是传统的三个(手工业),我们叫神香、炮竹、火柴(的产地),这些是四十年代的我们的工业。另外,就是建筑行业,饮食行业。这些工会都是在四十年代的主体(产业)。

解说: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澳门本是一个渔港,渔业生产是早期的重要行业。虽然澳门是个弹丸之地,一向缺乏原料和资源,但长期以来政治局势大致平稳,并无战乱发生,安定的社会环境推动了澳门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二战后,随着销路的畅通,澳门手工业逐渐复苏,印有“澳门制造”字样的商品远销至世界各地,替澳门赚取了不少的出口外汇。但曾经盛极一时的传统产业却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再度受挫,渐告式微。

林香生:我想解放后,有些事情是受制于几个条件。一个是规模的问题,比如说神香,因为做神香主要的市场在东南亚,而且做这个(神香)的技术含量不高,有的(做神香的)地方,自己做完后(这个行业)就会淘汰。另外一个就是火柴、炮竹,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曾经对中国(的火柴炮竹)实行禁运,所以这些是属于禁运类的。原材料行业,它也都会在澳门消失,至于炮竹,主要就是其危险性,也是由于国内一直都在自行制造火柴炮竹,当东南亚的市场逐步被打开后,(火柴、炮竹)便从东南亚转到外地去销售,使得澳门的市场萎缩了。在六十年代上,这三大行业基本上都萎缩了。

解说:传统行业的相继衰落,导致六十年代的澳门经济结构产生巨大转变,而当时占据澳葡政府税收一半的博彩业也因为一代赌王的相继过世,而波澜再起。

王五一:到了1960年代以后,傅高两个,本人都已经过世。赌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亡政息的一件事。

解说:1961年,葡萄牙政府颁布法令,准许博彩业作为澳门一种“特殊的娱乐”赋予其合法地位,并公开竞投赌场专营权。港澳两地的各路枭雄,都对下一届赌王的位置虎视眈眈。而参与新一届赌牌投标的两大集团,除了即将期满的泰兴娱乐总公司,还有来自香港的富豪何鸿燊。

何鸿燊(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我曾经很有钱,我在12岁之前,可以说是十富之一,(因为)我老爸当时很有钱,还有何东爵士,我爷爷何福,他们的兄弟,几乎控制了整个香港。

解说:1921年含着金汤匙的何鸿燊出生在家财万贯,地位显赫的何家。童年生活无忧无虑,直到十三岁那年父亲因股灾讨债去了越南,他就从一个富家公子哥变成了一个几乎流落街头的的贫苦孩子。

何鸿燊:(我)当时穷的时候,别人(都对我)另眼相看,看我就走,绕路走,怕我向他们借钱。

解说:1941年,家道中落的何鸿燊,揣着仅有的十块港币,踏上了未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小城澳门。在当时澳门最大的联昌公司,何鸿燊开始积极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做贸易、做地产,打胜一场又一场的商战,不断积累原始资本。直到六十年代,新一届赌牌的招标使何鸿燊走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赌局。

何鸿燊:那天(正好)葡萄家国庆,请了霍英东和我去踢足球,踢完了慈善赛,督宪请(我们)晚饭。吃完晚饭,霍英东就来跟我说,他说阿何(你)一定要下标,而且一定要赢,你同不同意。

解说:当年何鸿燊、霍英东等人组成的财富盛气逼人,一开口就向当时澳门的葡萄牙政府提出了让他们难以拒绝的价码。

何鸿燊:第一,开个新港口;第二买最快的船,一个小时可以从香港达到澳门,第三把(这个)新港口变成一个新城市,我现在全部完成了。你去新内港就都能看见了,而且我们的条件非常好,所以赌场赚到的钱,拿出90%来做慈善。我们只拿10%,对方真的无法拒绝,我一开出这样的条件,澳门政府马上拥抱我说,你中标了。

解说:80年代,与何鸿燊以舞定情的四太梁安琪,如今已经是何鸿燊名下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对于当年的竞标,她也曾听过一些故事。

梁安琪(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我也曾听何博士讲过其中一段,就是到了下标的那天,却找不到那个律师,那个律师走了,那么谁能帮他下标呢?因为(律师)要(负责)写价钱嘛。最终何博士非常努力地骑着摩托车,在新马路上到处去找。终于被他找着那个律师,然后他又亲自带着那律师去,大概是在最后两三分钟才下的标,然后再打开标看,当然最后何博士和当时的霍英东先生、叶汉,叶德利成立的新公司,澳娱成功投的这个赌牌。

解说:1961年10月,何鸿燊财团以三百一十六万投得澳门赌场专营权,从此,一生酷爱挑战的何鸿燊,闯入了他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博彩业。而命运安排的挑战来得比他想像的更快。

何鸿燊:当时对方(当地的龙头)相当强,正所谓地头蛇,地头龙,怎么会那么轻易地就让你何鸿燊赢的这个赌权呢?(他们)就摆了很多难题(给我)。

梁安琪:开幕的当天,没人敢来,(我们)也收到很多恐吓信,(受到)很多阻嚇,很多干扰,但是何博士(他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没有一个输字(不认输),我一定要做到,做到最好。

何鸿燊:穷则变,变则通,不能这么容易说不。你说不(行),我一定要变通(一定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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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ma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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