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须以统筹取得社会平衡

纪硕鸣：这个是一个大的范畴、概念，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新政，我觉得更多用这样一种统筹的方式，来取得社会的平衡、公平、公正，来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幸福感或者说尊严。

邱震海：迟院长，您的看法怎么样？刚才纪硕鸣先生提出过去若干年我们是改革有余，统筹不够，现在要用统筹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现阶段的矛盾，似乎不是用您说的继续大刀阔斧改革的方法，您同意吗？

迟福林：这个统筹是很好的，我赞成统筹，但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在整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在社会各方面对改革疑虑比较多，改革还存在很多矛盾问题的时候，恐怕我们需要对改革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正确判断的基础在哪里？我想有四条特别重要，第一就是我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共十七大提出来了。

中国社会到底出现哪些变化？

迟福林：虽然我们一面处在或者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这个阶段性特征是什么呢？我一句话概括，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性社会，现在进入到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这样一个发展型社会。

中国从生存型进入发展型社会

迟福林：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第二，我们面临什么矛盾呢？或者突出矛盾呢？第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或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合理。第二，制约环境约束的矛盾突出，第三，我们公共产品的供给力需求加大，而基本公共产品尽管加大力度，但是我们同需求还有很大的矛盾，第四，就是我们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公共治理结构的建设是滞后的。在这些矛盾面前，我们的目标什么呢？恐怕不是过去我们单单是解决经济总量，经济总量很重要，但是我们的目标恐怕要转到公平和可持续。

公平与可持续应为发展目标

迟福林：怎么解决公平和可持续？统筹很重要，但统筹的基础在哪里？你比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它是不是有一个总量的问题，更在于我们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制约约束的矛盾很突出，这个也有一个统筹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资源环境制度安排更为基础性。我们讲公共产品供给，加大供给，供给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或者叫福利制度的建立问题。公共治理结构很重要，但是你这里政府不转型，行政体制不改革，我们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公共治理结构与政府转型

迟福林：所以从这个来说，我们真要统筹，我们真要实行所谓的新政，不解决发展阶段变化这种深层次矛盾问题，恐怕是很困难的，但是这种新层次矛盾问题，我们需要统筹。

解决发展深层次问题须通过改革

迟福林：需要新政，那它的基础是要改革的突破，而这个改革从前一阶段的改革，又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所以我说要全力推动第二次改革。

邱震海：硕鸣你怎么看，其实刚才迟院长，我个人的理解他认为过去30年改革，中国现在许多问题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遇到我们生产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包括政府结构等等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需要改革。那么您说的这个统筹当中有没有改革的因素，我们如何理解您说的这个统筹？

如何理解统筹？

纪硕鸣：其实刚才我讲了，改革是一个长期任务，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们30年来改革有余统筹不足，往往在中国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就是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攻其一点会不及其余。

切忌以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

纪硕鸣：比如说毛泽东抓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抓以后，一抓抓到底，什么都不顾及了，生产建设都不顾及了。我们讲到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是GDP主义。所以现在的问题，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不否认这个改革是一个持续的发展，但是每一个阶段，它的侧重点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