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以统筹解决当前问题

纪硕鸣：然后西方现在也在提改革，很多老百姓对消费改革这样的词汇已经有点厌倦了。事实上我们也觉得用统筹的概念，实际上是要解决在30年改革发展过程当中，或者说有些纠偏，或者说应该更平衡协调的发展。

邱震海：好，当我们讨论到现在，我还想听听迟院长的意见，迟院长，您提出改革，纪硕鸣他们提出新政，在新政和改革之间，提出中国需要统筹，用统筹各种矛盾来解决和谐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用改革的方法。您觉得这个跟您的思路有什么出入点？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迟福林：恐怕这个侧重点不一样，我讲改革是讲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经济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大国。

统筹与改革侧重点不同

迟福林：改革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第一次改革很多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什么要强调第二次改革呢？是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如果我们的改革，能适应于中国发展阶段的特征，或者发展阶段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有统筹的基础，我们才能够有新政的基础。

改革是统筹的基础

迟福林：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这种转型，恐怕更多的，或者它的基础性的东西，在于我们能不能从中看到，顺应发展新阶段我们一些相关领域的改革，能不能有共识，能不能有措施，能不能够有所突破、有所作为，我想这是一个关键和基础。

邱震海：好，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30之后，我们目前现阶段面临的，拿迟院长的话来说，阶段性的特征是什么。如果说要为了开启新政的话，中国目前，以迟院长的话来说，第二次改革它的任务到底又是什么，在改革和新政之间，两者的关系以及两者的承接程度以及承接的范围到底怎么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邱震海：欢迎回到《震海听风录》，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有关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走出或者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场电视讨论。

迟福林教授提出中国需要第二次改革，纪硕鸣先生在他们的新书《中国新政》当中提出中国，或者胡温体制已经开启了新政，无论是改革还是新政，双方之间关心的问题是同一些，只不过切入口有所不同，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和香港现场，同时请出二位，二位好。

首先我看到刚才迟院长已经提出中国目前还是需要一个改革，而不是统筹，首先是需要解决一些抓住目前阶段性的特征，只有第二次改革，然后才是启动，硕鸣说的第二次新政的基础，对于这样的观点，您同意吗？

纪硕鸣：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矛盾，因为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但是迟院长也讲了，改革有不同的阶段。中国新政更大的特点，着力点不是在改革，我觉得着力点应该在统筹。

新政着力点不在改革而在统筹

纪硕鸣：为什么这么说？30年来我们改革有余，统筹不够，我们讲到这30年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还是比较欣赏温总理讲的两个话，就是幸福和尊严。

过去30年改革有余统筹不足？

纪硕鸣：幸福、尊严后面代表着什么？就社会公平问题，30年来最大的问题社会公平，这个天平的倾斜，落差太大。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大家生活相对30年前都好了很多，但是幸福和尊严这样的感觉，都不一样，而且落差很大。我们也看到，经济系数的扩大，我们也看到不同利益阶层收入的差距达到了27倍之多，这样的一些问题。

幸福与尊严落差来自于统筹不足

纪硕鸣：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要解决的，用新政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它用平衡的、协调的、统筹的这样一个观点、观念去看，站在这样一个立足点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从社会发展，我刚才说，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包括西方，资本主义这么成熟，还有再继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