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这是刚才提到的日记本，还有一些书信，我跟你说吧，今后随着时间推移，这批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它太宝贵了。
王鲁湘：以后做历史研究的人都要到你这地方来，你应该给他们也开放。
樊建川：我收书信最多的一个人，从十三岁记日记，记到他去世八十多岁，记了七十多本，每年一本，我收到的时候就是一麻袋，后来，我说你们搞文学的，你们就把这七十多本日记读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受到很多启发了，
我亲手整理的资料，我觉得上吨，因为我要自己一般要坚持整理一百斤，有的实在是让你不忍往下整理，比如说一些自杀的，受迫害自杀的遗书，右派，或者是所谓的走资派，所谓的黑五类，黑五类这样自杀的遗书，你没发往下，你会非常痛苦。
樊建川与我同龄，这意味着我们对那段红色年代有着共同的记忆，该经历的我们都经历了。比如在婴儿时期大炼钢铁，大跃进；在幼儿时期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中上小学，没上几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忠心耿耿地背语录，跳忠字舞；到了青春期，又从城镇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地修理地球，却发现肚子经常咕咕地叫。
走进那个“工人阶级生活最好的年代”
今天，当我们这一代人看完他的博物馆后，不可能不为之动容，因为他在收藏我们的共同记忆。这些记忆由于某些原因被有意遮蔽，刻意遗忘，甚或故意歪曲，而樊建川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带回。他通过一种物质的重建，让那个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空局部复活。这些复活的局部是充满质感的，是有着历史肌理的，可以用手去触摸。正因为如此，我想，其实不止是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参观者，都会经历一场灵魂的颤栗。
走进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地面为红色的走廊。走廊尽头，一个当年的大喇叭嘈杂地广播着仿佛永远也无法听清的音调。玻璃地面由十块构成，起点为公元一九六六年，终点则是公元一九七六年，颇有寓意的是，地面的红色由原本的鲜红逐块变淡，而尽头的台阶，则用了洁白的大理石。
在做陈列设计时，樊建川在红色之外，刻意突出了白色，他想借此寓意这一年代纯洁而朴素的人民。
他们虽然生活艰苦，精神风貌却依旧激情豪迈。他们是真诚的、干劲十足的，同时，也是盲目的、无知的。
樊建川：你看到我们那个生活用品馆，你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工人阶级当时是生活最好的。
王鲁湘：对
樊建川：工人阶级生活比公务员好，
王鲁湘：对
樊建川：为什么呢？我吃的比你多，你吃26斤，27斤，我吃35斤，甚至我是电焊工的话，我是搬运工的话，我吃40多斤，那不得了啊，
王鲁湘：对
樊建川：我每个月肉比你多，每个月吃的鸡蛋比你多，我每年还发工作服，那开玩笑，工作服不得了啊，我每个月还发一块肥皂。我太太，我妻子跟我是一个生产队，当知青的时候，当时招工，三个名额，她们三个女知青，三个名额，一个是到船厂，造船厂当电焊工，一个是到建筑公司当钢筋工，一个是到税务局当收税的，这三个工作。现在傻瓜都知道税务局最好，船厂其次，建筑工最差，钢筋工最差。但是当时是，另外两个人就是拼，脑袋削尖了以后就去当那个轧钢筋的。
樊建川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缺乏了解，甚至难以去想象。所以，年届50的他，依然保持着他们那代人特有的激情和干劲。他也知道，任何历史，最终都是要留给后人来评述的，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为后人保留住更多、更真实的历史细节。
在樊建川的下一步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建一个“新中国60周年文物博物馆”。与先前的所有博物馆不同，它会被分成60个展厅，每个展厅代表了共和国历程中的一年，仿佛就是一座时空的隧道。它的开放日期，早早就被定在了2009年。
樊建川：这60年其实就是个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问题，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我觉得前三十年摆动大一点，剧烈一点，后三十年也有摆动，这里边有一些波折，有摆动，但是摆动的幅度要小一点儿，方向感强了。
樊建川：我这里有两块瓷版，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很有意味，为什么呢？开始的时候千军万马，豪情万丈，你看这个姿势多豪情万丈，托举这个，然后这个颜色特别地光明，这种黄，黄得很可怕的，现在不敢用这种黄，然后是竖起来，结束的时候，横着了，然后呢，千军万马变成两个人了，你办事我放心，我还有另外一个瓷板，就是结束。
樊建川在收藏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他的收藏超越了传统收藏的概念，确切地说，传统收藏是对祖父以上的历史记忆的收藏，而樊建川只收藏20世纪，也就是说，他只收藏自己父辈的历史和自己的青春岁月，因为，它们让他有一种切肤之痛，严格地说，它们虽已逝去，但还没有成为历史的背影，在我们还能看清它们的五官和神情的时候，留住它们，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仅仅是为了民族和人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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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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