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在北新书局，萧乾接触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他的一次实践就是组织书局两个小徒弟罢工。

《萧乾回忆录》：一个晚上，我捧出那本小书，指着两个徒弟说，咱们都是“劳工”，咱们有权利要求平等待遇，临走由我写下一张条子给老板，我们要求：徒弟们不吃剩饭，每礼拜轮流休息一天。傍晚我们走回书店去听答复了，老板依然在抽着他的水烟袋，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正看着两个陌生的伙计在工作着。

解说：这一次罢工失败，萧乾又回到了崇实中学。他参加了共青团，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最底层的学生心里渐渐滋长。

文洁若：他还有个照片呢，少年互助团，四个孩子还弄，还弄一个旗子呢，弄一个少年互助团的旗子，萧乾站在后头，站在后排，互助团他们就假装是看《圣经》，一人拿一本《圣经》，实际上是讨论共产主义什么的。

丁亚平（萧乾晚年小友）：政府这个是控制得比较严，所以他曾经被抓进去，那么他的这个堂嫂什么运用相应的社会关系，还去把他再给保出来。但是参与得比较多了以后影响比较大，后来在提前得到消息的情况下，他就只好逃离了北京。

解说：几年后萧乾回到北京，进入燕京大学，在这里清华教授杨振声带他走进了文学的天地。

解说：在燕京大学，萧乾依然半工半读。凭着四堂嫂交给的外语功底，他替外国人看孩子，教汉语当向导，1930年转入辅仁大学后，萧乾认识了一位热爱中国的美国青年，他办了一份英文的《中国简报》。

萧乾（一九九四年）：我教华语的时候碰到这么一个叫威廉·阿伦的美国人，他大学毕业，他的母亲大概给他一笔钱，叫他周游世界。结果到了北京，他就不想走了，他觉得中国很有希望。然后我们就编个刊物，实际上刊物编了八期就停刊了，他钱花光了。

丁亚平：那么第八期就准备重点介绍当时影响已经越来越大的沈从文的，那么约好了，这个沈从文就把他带到一个广东的馆子里面吃饭、聊天，点菜的时候，沈从文用毛笔写的那个菜单，萧乾说我这个要保留，沈从文说，将来我会给你写很多信的，1937年以后，沈从文给他写了好几百封信，这些信后来跟着萧乾到上海，到英国，1939年到英国，1946年回到上海，后来到香港，再到北京、北平，再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了，就都在那个特殊情势下付之一炬，没有保存下来。

解说：1933年9月29日，萧乾在未名湖边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蚕》，他把文章送到沈从文那里请他指教。在现代文学馆里，我们看到了这篇还有沈从文修改印迹的稿件。原本沈从文告诉萧乾要修改誊抄后再发表，但是没过多久，在学校的月报栏里，萧乾就看见《大公报·文艺副刊》赫然印着《蚕》和他的名字，这让他激动万分。

萧乾：《蚕》发表之后，沈从文寄给我大概三十块钱，当时在我来说就是因为我是去教华语，只能够挣十几块钱，就很大了。他说你每个月起码给我写一篇，我这样我就每个月都写，起码写一篇，有时候不止一篇，我的经济情况也大为改善。

解说：在燕京大学，萧乾最喜欢是新闻系的课，讲课的老师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因为编过《中国简报》，斯诺请把帮助选译现代中国作家的小说，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萧乾一直保持着和斯诺家人的联系，正是这位老师，让萧乾走上了新闻记者的道路。

文洁若：斯诺对他很感动，斯诺还想给他一笔稿费呢，萧乾坚决不要，后来斯诺很感动，因为萧乾那时候显然比斯诺穷啊，斯诺送他一大箱子书，可是一打仗全丢了，好多古典书什么的。

解说：帮助斯诺翻译中国作家小说时，萧乾也常常去沈从文家，一次他意外地碰到了久闻大名的作家巴金，类似的命运让这两个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萧乾称巴金为师傅。

萧乾（一九九五年）：1957年以后，我当时已经成为人人所不耻的一个“右派”，大家都尽量要避免我。他就在一次场合上，他一定要跟我坐在一起，我一再说，我说你到前面坐，他依然跟我坐在一起。后来是周总理要他到前面去坐，他在我最倒霉的时候没有丢弃我，经历了友情的考验吧。

解说：1935年萧乾从燕京大学毕业，这时的他已经不用工作发愁，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杨振声和沈从文为他引见了《大公报》总经理胡霖，这份报纸为他提供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成为他一生工作最久的地方。

萧乾（一九九四年）：当时我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地方通讯，到处跑，但是他需要的是一个编副刊的，副刊《大公报》这个报纸，是对于副刊是非常重视，他要我编那个《小公园》。

丁亚平：他当时差不多是每天要给很多作者写信。每天可能一个半天就会写二三十封，给一些年轻作者鼓励帮助很多。后来有作家过多少年以后，来写回忆这段历史和对他影响这么一个经历的时候，用这个叫“欢乐的震荡”这样的字眼来做标题，来表达当年从中得到的鼓励和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