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欣：好像流水线一样，刘炽在那前面写，那歌剧本子写了，刘炽在那儿写，后边什么刻蜡版、什么油印的在后边，那边勤务员做饭的，就三天三夜没动地方，等到歌剧写出来，三天以后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升出来，刘炽呢，愣给累晕了，愣是给累晕了，给抬到延安的中心医院里头去抢救，完了以后在医院里睡了大概两天两夜，就愣是睡不醒。

解说：就在刘炽一腔激情尽情燃烧的时候，1942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袭来，延安抢救运动开始，刘炽被怀疑成为国民党的特务，隔离审查。

赵征溶：由于审查期间失去了人身的自由，失去了他所最渴望的创作的自由，所以他感到苦闷、感到无奈。

刘欣欣：应该是，他毕竟他太年轻了，他没办法理解，就不管抢救运动它当时有什么意义，可是作为孩子，他没有办法理解。

赵征溶：有一次，在看他的，看守他的叫韩明达这个人到延安去看病去了，这样子呢他一个人在家，他一天在夜晚就到了延河边。在去之前写了“再见了，我不是特务”，想赴延河而去。但是，这时候人呐，他是矛盾重重的，他想到了我就这样的走的话，谁能证明我不是特务，谁能证明我无罪呢？后来想来想去，自己耷拉着脑袋慢慢地跑回去。

解说：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边区政府礼堂里，向在抢救运动中，被错整的人鞠躬道歉。此时的刘炽在台下泪流满面，瘀积很久的委屈，终于得到释放。

刘欣欣：就每一次当他有了大的波折以后，就是他自己个性的那种，他不是求生的欲望，就是那种奋进的、那种向上的那种精神都会占上风。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抢救运动以后，很快他就写了《胜利鼓舞》。

解说：抢救运动后不久，遥远的苏联传来喜讯，苏联红军向德国法西斯开始大举反攻，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鲁艺秧歌队也被要求最快最好的创作和排练。

贺敬之：我得到我跟刘炽商量过，我说这个内容是写红军大反攻的，苏联红军，从这个斯大林战役开始起，进行反攻的时候，我们这个秧歌队里面要有一个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就是打腰鼓、跳秧歌舞。

解说：此时的刘炽是鲁艺秧歌队的伞头，一个大型的、集体的、有壮美气魄的腰鼓舞，是他一直想要创作的东西，这次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这一天贺敬之拿来一首歌词，庆祝苏联红军反攻胜利，刘炽看了看歌词很好，可是名字太不好记。

贺敬之：叫个什么好呢？我们俩商量，就叫《胜利鼓舞》。

赵征溶：《胜利鼓舞》因为它所表现的，用这个非欧洲的大调和小调写出来，用中国的调式，实际上调式，那写作中勇壮进行曲他是开了先河，这个艺术成就很高的。

刘锋：他能做出来这个，因为他和人民的感情是通的、共通的，他和民族的感情是共通的。

曾子墨：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东北工作团开展工作，延安鲁艺也组成了一个工作队一同前往，鲁艺各系的师生开始踊跃报名，刘炽也兴冲冲地要求上前线。然而前往东北的名单中，却并没有刘炽的名字。1945年8月底，挺进东北的部队召开欢送会，周恩来也来到了现场。此时刘炽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奈之下，他冲破警卫跑到了周恩来的面前，对周恩来说“我要去东北”。周恩来回头冲着主管领导周扬说，他有这个愿望是好事，就让他去吧。从此刘炽离开了生活8年的延安。

曾子墨：1946年2月底，刘炽所在的文工团奉命调驻大连，此时的刘炽已经是东北文艺工作团音乐部主任兼首席作曲和指挥，他的任务就是要用音乐和演出，来宣传共产党和八路军。此时的大连，满街充斥着日满时期的靡靡之音。为了迅速占领文艺阵地，刘炽与文工团领导商量决定，举办四个戏剧和一台音乐晚会来扩大革命文艺的影响，用演出唤醒民众、争取民众。1946年3月，音乐会作为第一台演出亮相大连，身着黑棉袄的乐队指挥刘炽格外引人瞩目。

解说：1946年3月，东北大连，共产党的文艺队来到了这里，一台声势宏大的音乐会就要召开，音乐会的指挥是来自延安的刘炽，这是共产党占领文艺阵地的第一场斗争。

赵征溶：刘亚楼将军呢，就在大连负责这个军管，他在苏联，他看过正规的这个乐团的演出，人家指挥都穿燕尾服，他就到服装店去给他做了一套，他第一次演出的时候穿了以后呢，感到别扭、很不舒服，第二次他就不穿了、就不穿了。刘亚楼听到以后很生气，给你做燕尾服你怎么不穿呢？他说我不习惯，我这个一穿身上我就指挥不好了，他说你这个土包子。

解说：音乐会的压轴大戏就要开始，指挥依然是刘炽，伴奏是原大连送放局招聘的日本山下久管弦乐队，表演的曲目是《黄河大合唱》。

赵征溶：刘炽老师穿了一个棉袄、老棉袄，站的地方很不起眼，刘老师个子也不高、不起眼。

刘欣欣：那日本乐队的人呢，确实是不服他的。

赵征溶：根本就瞧不起他，当时就表现得相当的散漫。以后就开始乐器校音，小提琴、小号校音，结果他发现这个管，音准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