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玻恩原来那本《晶格动力学》是德文写的，所以知道懂德语，懂晶格动力学的人不是太多，而且玻恩觉得黄昆的物理基础也很好，所以当时玻恩就提议，让黄昆来帮他写这本书。

这本玻恩爱因斯坦通信录，搜集了玻恩跟爱因斯坦之间的，他们互相之间的信，这里面有三封信提到黄昆。

解说：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正跟一位中国的合作者黄昆博士完成一本《晶格量子力学》的书，书稿内容完全超越了我现在的理解，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俩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

张树霖（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89年我到德国去参加一个国际会，在那个会上碰到了美国麻省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圣经》吗？因为他以为我中国来的不知道《圣经》，我说当然知道，结果接下去他就说了一句话，这是令我很惊讶的，但是后来一想想，是很自然，他说我把黄先生的，黄昆那本书像《圣经》一样地放在我的书桌上。

解说：就在年轻的黄昆在学术生涯渐入巅峰、事业大有作为的时候，他决定要回到中国。

朱邦芬：他在信里跟杨振宁讲，他觉得像英国的科学，也就像十几个莫特这样的人，就把整个英国的科学撑起来了，所以他觉得像杨振宁回去，完全可以像莫特一样，建立个物理研究中心在中国，他自己信上写，他讲杨振宁这样的回来，建立这么个机构的话，起的作用肯定比一个人，个人得诺贝尔奖更重要。

解说：1947年，黄昆在给杨振宁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当我有时告诉人，我一两年后回国，他们常有异讶的表现似乎奇怪，为什么我不想在这秩序井然、安全的地方住下来，而要跳入火坑。虽然我难以想像我们一介书生怎样能影响多少国运，但我们如果在国外拖延的目的只是在逃避，就似乎有违良心，我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我们有些区别。

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两年后的1951年，从英国回来的黄昆在这里开始了他26年的教学生涯。

朱邦芬：人家给他一回国就当教授，他主要的任务就教大学普通物理，他跟另外几个北大老师就结合中国的情况，就在北大就开了这门课，而且这门课应该讲是北大的一个，一门最好的，最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张树霖：我们现在物理系的那个基础课的体系，就很大一部分都继承他的设想。

泰国刚：第一次我就记得很清楚，我们上普通物理，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门课，因为我们是物理系嘛，物理系的普通物理，那对物理系的经典教学来说是最重要的课。一进来，我们一看，跟我原来的预期不一样，我以为一定是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一进来一看发现是个年轻的老师，他进来以后的话，我就发现就是接着两三堂课下来，他完全把我们吸引到那个，普通人发生很大的兴趣。

解说：1952年4月，一个美丽的英国姑娘追随黄昆来到中国，她叫艾扶里斯，她是黄昆的女友，黄昆的哥哥送给她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李爱扶，不久她和黄昆结婚了。

陈娓兮（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她是在中国来的，什么都习惯，不习惯的就是没有奶酪，那奶酪现在也有了，所以她什么也不怨了，所以她现在穿的是中国式的棉袄，也是中国式的那个盖被子，那人家那外国人都盖毯子嘛。

解说：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和睦家庭，1956年李爱扶获得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曾子墨：1947年美国发明了半导体晶体管，半导体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它对其他高科技领域的渗透和推动，让半导体的发展势头直到今天都没有衰落。1959年中国就有了第一批晶体管器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学者周培源先生就曾经说过，如果拿60年代初期的水平比，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并不比日本落后，这其中黄昆先生功不可没。

解说：1956年3月，为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短期内改变现状，接近国际水平，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甘士钊：这12年科学规划里头有几项紧急措施，其中有一项是立即培养一批半导体人才。

朱邦芬：各个学校联合举办这么个培训班，是在北大举办的，主要是培养这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人才，黄昆是当班主任，谢希德就当副班主任，就成立这么个班。这个班应该讲是中国半导体科学的一些很多基本人才，都是这个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