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他在那边的生活什么的，他自个儿生活因为比较简单，你比如说他每次要出差的时候，他就自个儿就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喜欢的衣服搁在里头，都不让我给他准备，他就自个儿。

解说：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陆续迁往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侯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度。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更糟糕的是由于缺氧，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郭永怀经常奔波于这里和北京之间，贫乏的高原反应，使得50多岁的他显得特别苍老。

爆轰物理实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队员反复试验，甚至自己跑到帐篷去搅拌炸药。在多次试验后，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一举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种方案后来被应用于中国整个第一代武器研制过程。

谈庆明：你们知道那个原子弹的外面，是要靠炸药来起爆的，知道吧，没有炸药起爆原子弹起爆不了的，而我们那个炸药我们研究得还比较好的。

解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老郭太累了。

郭永怀猝然离世 影响至今可以感受

邵春贵：爆炸了以后，我们去接他，到西郊机场去接他们，他们都坐一架飞机回来。带好多哈密瓜，叶剑英都去接，元帅们都去接，都到机场去了，下来握手，那都知道爆炸成功了嘛。

李佩：那么这个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老郭回到家里头，王淦昌就说，就请我们全家到他们家去吃饭，是不是也请了彭桓武，还是彭桓武那时候没在北京，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就记得，就是请了我们，好像还请了陈能宽吧，就是我们就到他们家去吃了一顿饭。他们也不提为什么，但是他就是他们都非常高兴，那我想他那天请我们吃饭，为的就是庆祝他们这个原子弹爆炸成功。

解说：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亲赴西北草原，进行中国第一颗热核弹头发射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于12月初暂告一段落。4号下午，郭永怀发现了一份重要的数据线索，当即表示要回京汇报，他打听到当天晚上兰州将有一架民航飞机飞往北京，就驱车赶往兰州。临行前，同事劝他晚间飞行不安全，明天早上再走，郭永怀笑着说飞机快，我只要打一个盹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刚好汇报工作，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他却再也没有回来。

李佩：本来我知道他是应该是哪一天，就是12月5号的晚上，应该飞机就可以到的，结果到第二天这人还不见，所以当然我就打电话，我就问那个，就那邵春贵。他说昨天晚上不是我去接的，是另外的一个司机，他说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个他没到，我们在希望他是改期了，可是后来邵春贵他们得到了确实的消息，是那飞机失事。

邵春贵：他死的时候，女儿还没在家，我们到北京电报大楼发电报叫她回来，那时候条件不好。

解说：但最重要的是，郭永怀的猝然离去，对中国国防科技建设而言，其损失直到今天还能感受到。

谈庆明：那说到这些九院的人都要掉眼泪啊，甚至有人就说了，郭先生那时候给我们定了那几个方向，现在还是这几个方向，郭先生定的几个题目，难的题目，现在有的还没解决，还是几个难题目啊。没有太多进步啊，他是看得非常远。

解说：斯人已去40年，冯·卡门学派的兄弟搭档已成往事，作为中科院力学所的缔造者，钱学森、郭永怀一手把冯·卡门学派的学风，带到中国。

谈庆明：那么有一年，郑哲敏先生跟李佩先生去拜年，拜访钱学森，他们回来就告诉我，说钱先生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冯·卡门学派对我们中国有什么影响，郑先生想了想，影响不大，要有一点影响，我觉得在力学所。我昨天在吃饭的时候还跟郑先生说，我说这些影响，后来力学所也没有了。

解说：人们有理由担心的是，随着郭永怀的离去，钱学森的身退，不断创造了人类航空工程奇迹的冯·卡门学派，在中国是否意味着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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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这些灰暗色的中关村科源社区家属楼，曾经是1949年后中关村最早的建筑之一，50年以前，人们都叫它中关村特楼，意思是给特殊科技人才住的小楼。1956年11月，郭永怀、李佩夫妇正式搬到这里，一晃李佩在这里已经住了53年。

李佩：一个王淦昌原来就住在15号楼，还有就是彭桓武，原来也住在我们这院里，就在后面的7号楼，后来在搬走的。

解说：从住进这栋小楼开始，李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低调而细心的科学家的夫人，郭永怀的学生至今还记得，那时郭老师包里总会有个苹果，那是师母给郭老师预备的点心。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每天给郭老师包里放苹果的人，曾经在国际民主妇联上，代表中国女性发出了第一个声音。

1945年11月26日，第一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巴黎召开，86个国家的团体会员应邀出席。西南联大刚毕业的李佩，因为出色地组织了许多重大社会活动，加之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选中与当时留学法国的李惠年，还有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第一个毕业生李献敏等几位女性，在巴黎组成了中国妇女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