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民：这就出了一个大事，印度政府大概是部长级的官员，在那儿带着汽车队还有警卫什么来接，给达赖准备了一辆汽车，很高级的汽车，给班禅也是，这两个车倒是好像没差别，看起来同等待遇，两个车，但是这两个车的车头上一边插的是印度国旗，一边插的是藏军的军旗，没中国国旗，这起码就和国际惯例是完全相悖的，我们一下马，这个达赖就高高兴兴的，笑容满面进了那个车了。这班禅大师一下子这人有一种特性，他一生气就控制不住脸就发青，然后招手叫我，我这么一看，他说你找他们这些人，我们的潘大使，潘自力也到那儿了，说你去请潘大使派一个英文翻译来，你也在这儿，我有话跟他们讲，班禅就跟印度的接待人讲，你们马上把这个雪山狮子旗给我拔掉，换成五星红旗，你们要换了，我就坐你们这个车，你们要不换，我就坐我们使馆的车走。当时把印度的潘特接场搞的非常尴尬，他站在那儿不上车，达赖已经进车了，但是他们也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把达赖拉走，那真是好像很理直气壮的昂首挺胸站在那儿，看着那个山尖，连这儿看都不看，我们自己也不去拔，叫他自己去拔，旗换了。班禅什么也没说，哼一声，拉开车门坐上了。

解说：此后，分裂主义分子在印度四处活动拉拢班禅。同在孟买参加国事活动的周恩来规劝达赖说，你的神堂在拉萨，而不是在印度，你要留在印度，你的神气就没了，就只能是个政治流亡者。然而，1957年1月，在访问接近尾声时，达赖再次游说班禅到分裂分子集中地噶伦堡参加法会。

李佐民：达赖亲自出面找他，他义正词严的拒绝了，说他坚决不去噶伦堡，如果达赖一定要去，你自己去，我就在这儿给他给北京发报，请中央派转机来接我回去，他还给他提出一个，给达赖提出一个题目，说是我建议最好咱们在印度转了一圈，那么咱们请中央派专机咱们两个从加尔各答坐祖国的专机再到北京去转一圈再回西藏，他闹这么一通，达赖怎么说，但是他非常坚决，后来达赖就自己上噶伦堡了。

解说：1月29日，在印度结束访问的班禅返回西藏当雄机场。两个月后，达赖回到西藏。从1956到1959年，西藏局势混乱，分裂活动愈演愈烈，青海、四川、甘肃等地叛匪在各地流窜，1995年1月底，西藏地区叛乱武装人数达23000多人。3月，西藏地方政府撕毁《十七条和平协定》，以达赖看戏为名发动蓄意已久的武装叛乱，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拉萨叛乱平定以后，西藏军分区立即给日喀则军分区发出紧急电报，要求解除驻日喀则藏军三团及五团的兵力。

张定一：班禅当即他说我也是这样想，他说分工委军区这个决定很好，不解决藏军，这个日喀则的驻军和西格尔的驻军那日喀则是不会安全的。他说最好不要打，一打起来那这个日喀则的老百姓和我们都要遭殃。西藏工委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严明的，我完全拥护，而且我尽我的力量，在解决这个三代兵和五代兵的过程中，他要交接那就好，就欢迎，他要不交，他要抵抗，那我们我要扎什伦布寺喇嘛也不少，还有我的警卫营，还有分区的部队，解放军那我们也能战胜他，不怕他他说。

解说：在班禅支持下，日喀则藏军武装顺利解除。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年，班禅21岁。

6月，叛乱平定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其行使地方职权后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十世班禅主持。大会上，十世班禅明确提出要在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主张宪法进入寺院。这样，僧、俗两界民主改革在中断3年之后同步进行。

在西藏民主改革深入进行的同时，左倾思想在全国蔓延，西藏也不例外。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开始对班禅耳语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那一年，班禅24岁，他将这些藏区各地改革的问题和经验，用藏语写成了《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翻译成汉文大约七万字，从而被称为“七万言书”。

任仁：他写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大部分不是他亲身经历的，比如说平叛改革，所有的藏区、青海、四川、西藏包括云南这些地方，藏区很多了，他反应的情况不是一个地方的，我亲自看到什么什么地方，当时我们也觉得他那个东西是别人跟他讲过，不然的话，他不会知道别的地方那么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家里，他父母亲，他的经师，都不同意他写这个东西，说你别写了。

解说：班禅向喜饶嘉措大师等征求意见后将《建议》呈于周恩来。总理看后说，《建议》反映了一方面的真实情况，但也有一些观点认识上的错误，他先是指派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时给班禅做思想工作，再后来总理亲自出面了。

任仁：总理亲自给他做工作，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认识这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跟他谈了差不多一个上午，总理跟他谈的时候，这个习仲勋、李维汉都在场，但是就这样他还，总理讲完了他还是不太认识不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不到他错了，总理最后说了一句话，总理讲完了，他没说两句话，反正就是总理说，好吧，我讲的话你好好想想，慢慢的消化吧！这是总理最后的话，结束了这个谈话。

解说：后来，中央制定了改进西藏工作的4个文件，24岁的班禅满意地回到了西藏。此时，左倾思想愈演愈烈，1967年，班禅被周恩来接回北京。1977年，任仁再次见到班禅大师，那一年，班禅39岁。

任仁：咱们这个西苑这个叫什么大理石，西苑饭店，西苑饭店第一号楼，现在一进门那个楼，我在那个楼下干什么？他也去到那里去买东西去，他是政协常委了，我没注意，突然，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跟我亲热抱着我，我一看是他，他说我是好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就从哪儿以后，七年以后，我在他那里帮他工作也好，干什么也好，那以后他都恢复了副委员长的职务什么，我在他那儿干什么，他都不叫我的名字，也不叫我什么，都是叫老朋友来了，老朋友好。

解说：此后，第十世班禅开始了更繁忙的国务活动，他与赵朴初等一起创建中国佛学院，成立援藏发展基金会，向偏远小学捐款，倡导藏语文教学，考察藏医院发展。。他在藏区派发录音录映带，告诉信众可免去布施以减轻生活负担。他调停解决了甘肃甘南州与青海黄南州长达两年多的草原械斗纠纷，在四川视察工业生产情况，为青海海南民族师专题写校名，为信众讲经、摩顶祁福。他在普通牧民家里席地而坐，牧区、农区百姓争相感受他的恩泽

任仁：我们到甘南，有一个麻风病的一个村，这个跟其他群众都摩顶了，麻风村也是藏族，也得我们也应该请大师给我们摩顶，我们大师来了我们也得那怎么办呢？接触这个传染，我要给你摸一下这个要传染上怎么办？他就用毛巾包住手，带着一般的手套再拿毛巾包着手，他去那麻风村，麻风村病人不能随便出来，他去麻风村去给群众摸顶，他就是说满足群众的这个要求，他是病人了，我更应该满足群众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