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就在05年之前我们如果要查一些跨境的犯罪案件的话我们怎么办呢？就很难？

何超明：基本上是无法可依，只能通过我们叫做个案协助，就是你协助我一个案子，好，根据互惠的原则，我也协助你一个案子，但是呢，你取回来的证据，在法庭上不一定被法官接受，采信，为什么呢？

他说你这个途径有问题，这不是一个法定的途径。但它不是拒绝，你必须证明你在这个途径中间，被告人充分行使了他的权利，第二个你这个证据呢，完全符合所在国的规定，也完全符合澳门诉讼法的规定，很多这样的限制，但是有了公约以后呢，它是一个法定的途径，这样对我们来说，解决了一个障碍。

主持人：其实我们司法互助最需要的就是内地跟香港，因为联系非常地紧密，在这三地的司法互助当中，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进展了，包括了移交物证啊。们还有哪些部分是需要去突破的，是不是包括了审讯。

何超明：准确的说现在我们特区跟内地，澳门特区跟香港之间，还没有一个达成一个正式的法律，是可以把我们拿回来这个证据合法化，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呢，因为，有一些法律的认识，大家还不一样，比如说管辖的问题，有的法区他认为我对人对地对空都有管辖权，有的认为我只对人有管辖。

有的又认为呢，一个行为必须两方都认为是犯罪才可以追究，或者认为呢，内地有死刑，澳门它不实行死刑，那么根据死刑犯不合作的原则又要做些限制，这样的法律差异，使我们在达成协议方面呢，有些阻碍，但是案件不等人啊，所以我们这几年主要是通过个案协查的方式来做。

一国两制之下 找到对两地有利做法并非难事

何超明：这个回归以前，因为是中国，葡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所有这些司法行为，都要通过外交部，司法部，再到职能部门，回归以后呢，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是前提，一国是优先的，我们不能不参照国际上一些习惯的做法，但是我们不能照搬，第二个两制必须充分照顾它原有的法律制度，这个不能变，但前提是一国，因此，我们的正确做法，就准备是先容易，后难，有共识的先做，有分歧的第二步，在目前来说，相互转达这个刑事法律文件，相互提供这个证据，这些我想没有什么障碍。障碍现在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关于一些人犯的移交，这涉及到管辖，涉及到死刑的问题等等。

主持人：我知道其实您在小的时候，在内地，度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也在等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跟着父母亲回到了内地，那时候为什么会回到内地，那时候差不多才十岁左右。

何超明：我在澳门第五代了，小时候跟着爷爷，家就在澳门的下环街，在妈阁庙后面，我家的房子现在还在，叔叔爸爸也在那住，为什么去呢，当时我小啊，根据我爸爸讲呢，就是那个时候澳门没有什么发展，我爸爸是搞文艺的，所以他自己就回内地，五几年的时候，我想可能是大跃进啊什么，红红火火，比较热闹，他回去，我是跟我爷爷跟奶奶留在澳门，整天哭啊，那想父母嘛，孩子总是吧，后来奶奶看着实在我是想回去。

主持人：心疼。

何超明：心疼，我是最后才带回去的，结果回去以后就在内地生活了，一生活就十几年

何超明：就是根据法律的规定，检察长在每年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要写一个报告，向特区行政长官报告检察院一年以来，这个案件的情况和我们对这个犯罪的分析，以及我们对社会的呼吁。

主持人：也就是说您现在大概写了九份了。

何超明：你记得非常清楚。

主持人：现在已经快要到第十份了，离第十份差不多只有几个月了，现在是不是心中有数了。

何超明：可以说情况更了解，要发生的问题，这九年多来基本上都知道，问题会在哪。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澳门本地经济遭受冲击，在10月的最后一天，行政长官何厚铧公开表示，澳门经济进入调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