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澳门立法会通过反贪公署的权力法规。两年之后，反贪公署正式运作。

何超明接受记者采访

何超明：当时建立这个公署主要是为了彰显一个决心，也不是能够指望它能发挥多大的社会作用，所以那时候的编制只有30人，30个人你说作为这么重要一个部门，工作还是困难的，第二个它权限很少，权限很少，基本上没有司法权利。

主持人：只有有调查权。

何超明：只有调查权没有司法权，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强制权利，你叫我来，不来，不来就算了，是吧，你说你要看我东西，我说不让你看你就完了。最后你自己要分析，到底有没有可以继续深入的情况，如果你觉得有，当时是移送给检察官的，由检察院主导行使侦查。

欧文龙案侦破 得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尽管欧文龙已经被终审处以27年刑期，但却并非此案的终结。今年年初，国际刑警组织接纳了澳门廉政公署的请求，对欧文龙的同案犯，三名澳门居民--建筑商林伟、何明辉，以及欧文龙的妻子陈明瑛发出了全球红色通缉令，在世界的范围内追缉案犯。而这也是澳门廉政公署首度发布的红色通缉令。这个"首度"的背后运作，正是得益于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何超明告诉我，在这个合约之下展开的国际合作，并非仅体现于通缉。事实上，欧案的检控过程因涉及了大量的境外帐户和资金的流转，从调查取证的阶段就开始已经倚仗了这个条约而进行。

主持人：如果没有这个签约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个案件，您觉得审理可能要，甚至起诉要更长时间。

何超明：困难得多，要更长

主持人：那签了约以后，第一个受贿比较大的案子其实应该就是欧文龙案。

何超明：是的。因为不同的国家对于商业的运作，银行的保密法，它有规定。如果没有这个公约呢，我们必须跟相邻的国家，或者有案件交往的国家，逐一个去签署这些协议，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障碍太多了，有了这个公约以后呢，公约的效力延伸到澳门，这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建立的五大反腐败法律机制，如国际司法合作与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等，为何超明带领的特案组跨境工作扫清了道路，而何超明也说，这在以前的澳门是很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