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香港市民是我的骄傲

每当谈起家人，曾荫权的言语神情都会变得分外亲切。已经63岁的曾荫权说想早一天抱孙子，但又不好对年轻人太过催促。 生活中的曾荫权盼望早日扮演祖父的角色，而在四十年的公务员生涯中，他其实也在不断适应角色的转换。

1967年，23岁的曾荫权怀揣中学学历敲开了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大门，37岁获得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95年，他成为港英政府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虽然是港英政府一手栽培起来的公务员，但面临回归，曾荫权选择继续留在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既有离开母体多年最终得以归属的骄傲，同时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种种猜测。这种矛盾复杂的心境，在当时香港公务员队伍中普遍存在。

香港回归后，曾荫权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思维，凭借硬朗果断而又务实应变的执政风格，使得曾荫权与一些出自名门望族的同僚们相比，在普通市民中更具亲和力。2007年3月，曾荫权以超过80％的高得票率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

曾荫权：有一段时期，特别是1996、1997年，很多人讲，香港一定不能过渡。他们说香港特别英国化，是英国的角色。而且在语言上，香港公务员讲英文，思维是外国人思维，一般的老百姓对这种转变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心。

记者：担心什么呢？

曾荫权：担心会有改变。以前没有宪法，现在有了宪法；以前是英国人在统治，我们不需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现在香港人在做香港自己的事。领导又是新的，能不能做好，很多外国人对此疑问很多。1995年，《FORTUNE》（《财富》）就说香港已经死了（“THE DEATH OF HONGKONG”），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外国人当时对我们的前途有不同的看法。

记者：有人说香港的公务员队伍当中藏龙卧虎。论个人的形象、政治的技巧甚至媒体的关系，您最初并不是突出的一个，但最终您还是登上了香港公务员的顶峰，您认为关键在什么地方？

曾荫权：我告诉您一个真实的故事吧。在美国纽约有个63岁的老人家，他说要走路去几千里外的迈阿密，最后他达到了目的地。当有人问为什么能做到时，这位老人说，我一天只关注走一步，走一步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走完一步，接着走第二步、第三步，就这样走完了。这对于我自己做的几十年的工作，感觉是一样的。

记者：我们知道，从公务员、财长、政务司长、到特首，这中间仍然有一个质的变化，作为一个特首，您必须对香港的发展和规划，有自己的规划和眼光。您从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要变成一个发布命令的人，这当中对于您个人来说，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曾荫权：这个变化发生并不容易，并且对我来讲是困难的。我做了四十年的公务员，对事情比较客观严肃，习惯用理性的方法。我从来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走进自己的决定，做政策是最需要这种方法的。但做特首的要求却是不同的，特别是对待基层的老百姓，他们的话听起来有些可能不太合理，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选举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做了很多从来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在派我的政纲传单的时候，跑到人群中，跑到居民楼，挨家挨户拜访，谈话，听听他们对我政纲的意见；在情人节当天，我还派送了鲜花，尽管有的年轻人不接受，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还有就是到巴士上面，用扩音机同香港市民讲了两次话。

记者：当您的竞争对手，梁家杰先生提出，您是否会代表工商业的意见更多，而他希望能够代表比较贫苦的民众的时候，您脱口而出“香港不搞阶级斗争”等等，这是完全即兴的反应吗？像这样公开的电视辩论，对您来说是不是一种压力，会让您感觉紧张吗？

曾荫权：是很大的压力，这也是我们香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知道做了辩论以后，下一届的特首选举有竞争的辩论一定不能少，这是很重要的发展。整个亚洲区所有的总统总理选举没有这种公开的电视辩论，但我们做了，而且影响不小。

记者：您对自己在辩论会上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

曾荫权：我认为我表现得不错，我相信香港人希望我们要谦虚，要照顾别人，这样真正的价值观也就真实地体现出来了。

记者：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回顾这十年，您觉得香港，特别是香港人发生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曾荫权：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香港人了解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对自己将来的发展很有信心，并且很清楚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有了我们的坚持，可以维护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这个方位一定可以做得更多，为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力量。

记者：我感觉香港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全力以赴做到自己的最好。

曾荫权：我对香港市民有信心，他们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有永不言败的心理，斗志很强。特别是困难来到的时候，他们能够继续下去。我对香港人有信任感，我感到代表他们是我的骄傲，这对我是很大的动力。

记者：谈到香港的民主的进程，海内外都非常关注，各方的观点和冲突也很激烈，在您任特首的这几年，您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步骤来推进香港民主？

曾荫权：我们已经有计划了，今年的下半年会出一本绿皮书。现在我们不要多谈，要多做事情。我们应该要积极推进香港民主，这也是基本法要求我们做的，这需要每个方面包容和妥协，虽然不容易，但我们会努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