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到个案

《国家历史》:10年过去了，回首《交锋》，有没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马立诚:《交锋》所揭露的这一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在2001年，左派就“民营企业家能否入党”的问题，挑起新的争论，发表新的“万言书”，指责共产党变成了“全民党”。在十七大召开之前，左派势力，以及某些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的老人，又接连发表文章、签名信和“万言书”，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国有企业改制是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化”，是鲸吞人民大众利益；他们还批评国家领导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指责“市场化”是中了英美的奸计，他们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都错了。某些人甚至要求为“四人帮”“平反昭雪”，要再来一次“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这些宣传和鼓动，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对于这些挑战，当然应当给予回答，这样才有利于迎接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切都说明，《交锋》并没有过时，这本书在今天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针对性。最近，很多人要求重印《交锋》，就表明了这一点。

《国家历史》:后来你是不是又出版过类似的书？

马立诚:1999年，再度与凌志军合作，出版了30万字的《呼喊》一书，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五种思潮，继续对左倾思想提出质疑和批评。

从2005年起，关于改革的新的争论又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这场论战中，我于2006年3月出版了30几万字的新作《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这本书描述了1949年到2005年这56年中，私营经济起伏跌宕的兴衰史，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私营经济史专著。在这本著作中，我揭露了早期左倾势力对私营经济的迫害，也回答了现实生活中对私营经济的种种责难。这本书的结论是，中国经济要想继续突破，必须大力支持私营经济发展。

《国家历史》:你为什么出版《大突破》、研究私营经济？

马立诚:《交锋》和《呼喊》对于改革的关注是很宏观的角度，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大突破》则是从一个具体的领域切入改革，呼唤改革。

2002年，我曾应《新民周刊》之邀，写了一篇《中国私营经济24年》的万字长文，24年是从1978年到2002年。这篇文章反响也很大，内地多家媒体转载，海外媒体也发表了评论。当时我就打算就此问题作一点研究。但我从2003年8月去香港凤凰卫视担任评论员，工作繁重，就把这个念头暂时放下了。在香港期间，内地有些出版社、出版商不断打电话到香港找我，希望我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扩展一下，写成一本书，他们觉得这个选题很有意义。这正好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加紧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开始研究。2004年9月我回到北京，就集中精力投入到这个工作之中。资料工作做得很辛苦，从1950年到1956年内地出版的有关私营经济、公私合营的大大小小的书，我就读了30多本。我从研究中深深感到，私人财产权利问题是发达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石和前提，同时也是我们推动改革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这是我这些年来的思考，也是写《大突破》的一个考虑。

思想解放是永恒的主题

《国家历史》:你是如何看待2005年前后关于改革的那场争论的，有没有感到意外？

马立诚:2005年围绕改革出现的争论，并不出我意料。《交锋》是1998年春天出版的，这本书的内容最晚写到1997年。但是，正如上面我所说的，《交锋》所披露的争论还在继续，还在发展。2005年的争论，实质上是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争论的继续。《物权法》拖延讨论是一个例子。有人说国企比私企好、产权改革要不得又是一个例子。看来这一类争论还要继续下去。2005年的争论有它的特点，大背景是改革的帕累托过程（所有人都受益）中止，民众对收入差距扩大不满，对住房、医疗、教育、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满。再加上由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势力得不到遏制，扭曲了市场经济，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比过去更加复杂，博弈更加多元的局面。有人利用民众的不满做文章，把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归结到市场经济头上，以此反对改革，煽动民粹主义。

其实，改革者对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十分痛心，对于民众利益受损也高度关注，不断呼吁，并且提出了解决办法。但是，大家开出的药方不一样。左倾势力要求回到过去，改革者则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建立能够体现公平和正义的法治社会，约束垄断势力，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措施解决中国社会发生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唯一的出路。

《国家历史》:这是否表明我们还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是的话，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

马立诚:的确如此。思想解放是永恒的主题，永远是后浪推前浪，只要思想还活着，就有束缚和解放的斗争。

我们的改革只搞了一半，工业化进程搞了一半，城市化进程也是搞了一半。要想继续突破，继续前进，完成现代化大业，当然需要不断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表现在各个方面。从经济方面来看，比如说，金融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的银行离真正的商业银行差得很远。财政体制也还有很多课题需要解决，到省里去看看，那里就不是实行分税制。解决国企垄断的问题，才刚刚起步。发展私营经济也还要迈过很多门槛。最近不断有人主张进行新的“土地革命”，建议给农民土地所有权，理顺土地产权。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解放思想。从政治方面来看，发展民主政治，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转变政府职能，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思想解放。从社会方面来看，解决社团建设、非政府组织和农会的问题，都需要解放思想逐渐探索。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克服左的思想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当然还有利益调整问题。解放思想和利益调整互相交织，非常复杂。但是，观念的更新显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国家历史》:你本来是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的，为什么要研究中日关系？你2002年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之后，遭到网上“愤青”大量攻击，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你对此有何感想。

马立诚:我掺合中日关系纯属偶然。2002年1月，我第一次去日本，呆了十几天，有感而发，写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文章发表在2006年第6期《战略和管理》杂志上。我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提出了“现实第一、历史第二”，“不必纠缠于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接受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等观念。当然，我讲这些是有前提的，这就是，日本政府已经多次就战争问题进行反省和公开道歉，并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国现代化建设，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和揭露日本右翼势力。这三点，就是我提出“新思维”的前提。这些前提，我在文章中也讲得很清楚。但此文一出，就遭到一些“爱国者”的谩骂，这是意料之中的，没有关系。在历史上，提出新观念的人往往遭受误解，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我根据什么提出这样的观点呢？是根据邓小平理论。1978年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天皇时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过去的事情指什么？当然是指战争。邓小平是伟大的爱国者，是抗日战争的领导人，他提出这样的认识，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另外就是邓小平多次强调，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大局。中日两国都有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或是利用“爱国”当幌子作秀的人，伤害中日关系，这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所幸的是，中国领导人最近一再重申，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并且采取措施修复两国关系。安倍首相和福田首相也都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对推动两国关系回暖做出了努力。目前中日两国关系已经破冰、融冰，正在健康发展。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也印证了“新思维”的价值。我认为这样一个趋势，符合中国国家长远利益，有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如果中日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下去，误会连着误会，最后导致擦枪走火，那绝不是中国的福音。我为什么写《对日关系新思维》？就是担心这样一个前景。秦穆公说，事情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应该看到它的后果。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智慧。在世界史上，因为两国国民的情绪而引致战争的事情，屡见不鲜，中国需要的不是这个。

在和平环境中抓住时机，努力完成现代化大业，这才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