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在80年代遭遇尴尬，成为“错位的经典”
汤大友遭遇的困惑是那一代年轻人的普遍苦恼。彼时，金庸小说只属于书包的角落和课桌之下，即便如此，金庸小说的市场仍然繁荣起来。
据统计，在出版资源并不丰富的80年代，内地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甚至同一作品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
这些金庸小说的传播，以及港版金庸武侠剧的播放，使得金庸作品风靡神州，由此也引起了广泛争议。当时的《新闻联播》曾特别以金庸小说为例，痛陈武侠小说“泛滥”。在内地，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彼时的舆论环境中，武侠小说有一个罪名，即对青少年有“毒害作用”。在地方媒体的报道中，如有青少年早恋、斗殴等报道，“痴迷武侠”往往成为罪状之一。
在批判的呼声中，有学者为金庸小说平反，他们开始关注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历史观。
北大学者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写道，武侠小说是否对青少年有负面影响在于成人的引导，不能因噎废食，应该敢于放开。1988年，学者陈墨到江西开长篇小说研讨会。他与当时《百花洲》杂志的主编蓝力生谈起当代小说。谈论间，蓝力生突然问他，你对金庸小说怎么看？陈墨脱口而出称，金庸小说比刚才谈的那些都要高多了。蓝力生笑着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不敢对人说。”
虽然广为流行却被定位低俗，金庸小说在80年代遭遇尴尬，成为“错位的经典”。
三联旋风
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大众对金庸的小说有了重新定位。
此时，汤大友已经考入杭州大学。在大学校园内，他很快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金庸迷。熄灯后，在寝室走廊昏黄的灯光下，众人开始评论金庸小说，这几乎成了汤大友每夜的固定节目。
因为金庸小说早已全部熟读，汤大友开始热衷购买名家关于金庸小说的评论。这些评论书籍在当时销售得异常火爆。
经历了80年代的错误定位后，人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审视金庸小说。金庸小说的热潮愈演愈烈，并席卷整个华人圈，甚至涌现出一些名为“金庸新”“金庸名”“全庸”的冒名作家。
1991年，严家炎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做调查。图书馆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至上百次，“还书日期”栏内盖的印章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在这种热潮之下，金庸小说也从地下流通转为正规出版。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即为金庸小说三联版的诞生。
上世纪80年代，除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书剑恩仇录》外，内地可见的金庸作品都没有得到正式授权，因此盗版泛滥，金庸希望能授权一家出版社推出正版。前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成为金庸小说在大陆正式授权出版的联姻人。金庸曾称，选择三联，是由于早年董秀玉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的方便，也是出于对三联品牌的信任。
年青时的董秀玉
董秀玉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当年她从香港归来，金庸找到她说想在大陆授权出版小说。虽然她喜欢金庸作品，但觉得三联品牌未必适合推出金庸小说，思想斗争矛盾。但经和朋友讨论后，她最终拍板决定出版。她称，三联当时的书刊是“分层一流(小众、中众、大众均要求一流)”的结构模式，“我认为金庸小说可以进文学殿堂，是大众读物中的一流作品”。
1991年，三联版《金庸作品集》问世，金庸先生本人相当兴奋，欣然作序称：“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此后，三联版金庸小说风靡中国。读者一直评价三联版本的金庸做得“很文化”，以致后来武侠小说的出版物多效仿此风。
金庸贴吧内一网友记录了当时的热潮，“一九九四年五六月间，人在中原，等候毕业分配之际，自《南方周末》上看见三联书店首版金庸小说的大幅广告，大喜过望。返乡后即汇款三联。九月，收到包裹单，飞奔至邮局，取得两大箱书，雇人力车到家，扛上楼，小心翼翼除去包装，将三十六册新书在床上一字排开，当时心情，今日依然挥之不去”。
改变的视角
随着金庸小说的流行，越来越多的人给其重新定位，学者们开始研究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流行文学。视角的改变，使人们看到了金庸小说在刀光剑影外的价值。
有学者撰文称，金庸小说的流行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内地对港台文化的接受。事实上，这种接受是从一次不寻常的会面开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1981年，作为《明报》社长的金庸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金庸。这是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会面之初，邓小平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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