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起，金庸作品如江潮般席卷内地，封闭已久的人们突然发现，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好看，文学可以如此轻松。
从书包内暗藏的禁书到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近30年间，金庸小说完成了令人惊讶的转身，也同时开启了通俗小说解禁的时代潮流。
金流来袭
1985年夏天，在浙江省台州市，9岁的汤大友走进了父亲的书房。那一天是暑假，上小学3年级的他决定找本书来看。
汤大友的父亲是一家橡胶工厂的营销人员，因工作缘故常年出差，家中的书橱内摆满了从各地带回来的书籍。
彼时通俗小说潮流方兴未艾，一些曾被定为“毒草”的武侠小说有条件地开放了，但汤家的书橱上摆放更多的是评书类小说。
在书橱内，汤大友找到了父亲带回来的新书，一本16开分上下两册的《射雕英雄传》。书中每章都配有插图，出版社是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在书的首页印有长篇说明，大意称要平衡看待武侠小说云云。
拿起《射雕英雄传》的瞬间，汤大友并不知道，他的人生从此打上了“金庸烙印”。二十多年后，成为金庸官方论坛首任管理员的汤大友仍在感叹他和金庸的缘分。
“那时字还认不全，磕磕绊绊用3天时间读完了，读得还津津有味。”汤大友说，童年时的课外书主要是父亲收藏的评书小说，讲的也是武侠故事，但这一本明显不同，“小说人物不再千篇一律，武打场面很精彩，我和我父亲都爱看”。
从此，汤大友父子迷上了金庸小说，但一段时间内，父亲并没有买到金庸的其他作品，那部《射雕英雄传》便成为汤大友童年时百看不厌的读物。
在汤大友的记忆中，80年代的生活欣欣向荣，然而精神世界却苍白乏味，书店内少有娱乐类的书籍，大多是一些“文革”前名作的翻版，“书店没什么书可看，家里很久才买电视，电视上只有两个台，哪有什么武侠电影，看小说是仅有的娱乐”。
同汤大友类似，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最先接触的金庸小说也是《射雕英雄传》。1981年，刚刚硕士毕业并留校任教的钱理群遇到了他的学生。
学生告知他，“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钱理群一片茫然，学生开玩笑地和这位中文系的老师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学生告诉钱理群，几乎全班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大家公认，金庸作品比钱理群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
为此，钱理群找来了《射雕英雄传》，从此欲罢不能。
1985年后，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热播全国，播出时，万人空巷。
在那个娱乐文化苍白的年代，金庸的名字开始在中国内地变得响亮。
错位的经典
1988年，汤大友升入初中，读武侠小说成为他和许多同学的课余爱好。然而，当时的金庸小说仍然难觅踪影，在正规书店的书架上，找不到金庸的名字。
80年代末期，随着金庸热的流行，港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涌入内地。金庸、古龙、梁羽生被尊为武侠小说宗师，而台湾作家琼瑶则因言情小说，成为中国无数少男少女热捧的名家。
港台小说的流行，以及销售渠道的匮乏，催生了租书社这一新行当。各种名目的租书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城市当中。彼时租书社大多面积不大，几排古旧的书架上摆放着大量盗版书籍，多按武侠、言情等类别划分。因为当时图书馆内书籍单一，租书社成为年轻人喜欢光顾的所在。
“那时候的金庸小说，主要是从书社借，大多数是盗版，情节删减很多。”汤大友时常和数名同学共享一本金庸小说，即便书籍在传阅过程中变得卷边发黄，仍然是炙手可热的流行品。
虽然得以广泛流行，但在当时的大陆，金庸小说仍被舆论视为洪水猛兽。因为“文革”时惯性思维的延续，许多老师认为这些以情爱与打斗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属毒草之流，不适合青少年阅读。
“当时被没收的书很多，老师只要发现你在看武侠小说，一律收缴销毁。”汤大友经常看到，老师把没收上来的武侠小说，统一在操场焚烧示众。同学们将其戏称为“虎门销烟”。
汤大友读初二时，一次他在教室内埋头看金庸小说，以至于老师进门尚浑然不觉。同学全体起立喊“上课”时，他仍埋头看书，小说随即被老师没收。
“所幸我当时学习比较好，老师批评后把书还给了我。”汤大友说，在当时老师和家长的眼中，金庸小说属于禁书，即便同为书友的父亲，也只允许他在假期时少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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