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答辩文章的遭遇
最后谈谈我写反批评文章的遭遇。卢之超说文章之所以没有发表，是因为“王若水以还要修改为理由要回了稿子，不久就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了。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当时王还是一个党员，而香港还在英国治下。....好象那时人们脑子里党性、党的纪律、内外有别之类的观念还比现在强。”
这件事过去了十五年，我本无意重提，但既然卢文把这件事端了出来，我就不得不加以澄清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礼堂作讲演，我去听了。我最注意的是结尾时他说的:“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地、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不象是一般的套话，当时也赢得一片掌声。我甚至觉得这个话主要是对我说的，因为胡乔木批评的主要是是周扬和我;周扬已经作了检讨，能够出来参加争论的人第一个应当是我了。
讲话后，胡乔木叫秘书送了一份讲稿给我，附信说，请提意见。我想处在我的位置，提意见是不方便的。但后来又说要来人，当面听我的意见。我只好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提了几点意见外，最后说:
“乔木同志说欢迎争论，我恐怕即使有人愿意出来争论，也没有什么报刊会发表。我希望乔木同志的讲话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作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而要使讨论成为真正的讨论，就不能只有批评而无答辩。如果允许我作一次公开的答辩，澄清我的观点，说明我现在的认识，然后请大家针对我的文章来反驳，这不仅对我个人有更大的帮助，也将使整个讨论进行得更深入更细致一些，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和最后结论，怎样岂不更好?____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大概没有什么用了。”
胡乔木没有接受我的“暂缓发表”的意见，但他叫人转告我:你可以写文章____说的是“可以”。我想，为甚么不说“欢迎”了呢?我并没有立即写。2月8日，邢贲思(他是胡乔木讲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社科院的一个座谈会上，再次说:“乔木同志说，若水可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不合适，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
我不能去争论为甚么我的文章就不能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发表，这种平等是我不能奢求的;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就不错了。当初周扬的文章如果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是就不会闯那么大的祸了吗?
一直到2月16日，《哲学研究》负责人终于来约稿了。我对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写一篇不能发表的文章。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你看我的文章写出来后，能送审通过吗？”
他强调说，他估计有可能登。他还告诉我小平同志有批语，除了赞扬文章写得好以外，还说“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3月中旬，我写出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交给《哲学研究》，并要他们送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审阅。后来他们告诉我，审阅通过了，定在4月号上发表。
对这件事，《哲学研究》和我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消息传得很快。不久，香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人民日报》编辑部很震动，报告了书记处。胡启立当天就回了电话，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请说服动员王若水同志。我说这是胡乔木同意了的。胡启立打电话问当时在杭州的胡乔木;胡乔木说没有理由不登，但可以推迟一期，到5月份发表。
《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对我做工作，要我撤回。那时我受到的压力很大。会上会下，白天夜晚，同志们纷纷来劝说我。他们都是好心，担心又会引发新的一轮“清污”，但我的固执态度使他们很失望。后来有人建议，说文章读起来吃力，不如多征求意见，再改几次，改好后再说。这个意见我接受了，因为我自己也感到不很满意。我没有说撤回，但答应如果发表，一定事先给编委会打个招呼。
与此同时，《哲学研究》也得到社科院院方的“缓登”通知。
我把打印稿分送一些朋友征求意见。不少人来索取，我都给他们；只是叮嘱，这是未定稿，请不要外传。一共送了几十份。
到了5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告诉我，他们得到院长的通知，王若水的文章再推迟一期，到6月份发表。我不大清楚为什么又要推迟，但心想只要能发表，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乘机多改几次。
不久，胡乔木找秦川和李庄谈话说：我和胡绩伟、王若水是多年的老朋友，请向他们致意。在他们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后，还是老朋友。他没有提到写文章的事。
这是一个信号，我应当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我没有理会，继续改我的稿子。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杂志《镜报》6月号突然登出了我的文章。
胡乔木看了很生气，把《镜报》上的文章复制了若干份，分送中央其他同志。他并向秦川打电话查询，声调很严厉。他还说他根本没有要王若水写文章。
报社气氛紧张起来。6月20日，编委会为此召开会议。我在会上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不会蠢到这种地步，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的文章不是没有地方发表；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都审阅过我的稿子，并同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当中虽经过一段曲折，但乔木同志并没有改口说不登，我也没有说撤回。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把稿子拿到香港去呢？大陆的读者当然比香港多，而且，大陆发表后，香港也不会看不到。
同事们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不过多数人相信我不至于把这篇文章投到香港去。
胡乔木终于找到了理由，他下达指示：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来了，国内就不发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应予以拒绝。
我想，这表明胡乔木并不想和我争论，批判我的观点;现在变成纯粹的政治问题了。
7月13日，编委会开会。我在会上保证五点：一、我和《镜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该刊的主编或其他编辑记者；二、我没有把自己的文章交给《镜报》；三、我也没有委托、授意或暗示任何人把这篇文章交给《镜报》；四、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篇文章送给《镜报》；五、《镜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还说，我不同意说这是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因为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再说《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社长徐四民是全国政协委员)。其实香港登的是我的未定稿，我还要修改。经过查对，《镜报》登的正是我征求意见的那一稿。
后来到香港去作了调查。《镜报》编辑部说稿子不是王若水送来的，是内地一读者寄来的;但他们拒绝说出这个人是谁，声称有责任保护。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不过也没有解除对我的怀疑。
但不管怎样，“清污”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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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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