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革的回光返照
2008年07月18日 10:31新华网 】 【打印

关于异化概念的运用

我再就“异化”讲几句。我们没有多讲资本主义的异化而是着重讲社会主义的异化,因为前者已经有了定论,而后者还是有待探讨的新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异化,马克思讲得很多,很深刻;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只是说过,共产主义将消灭异化,没有多作论述,而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其高级阶段,即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商品生产,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即使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们现在离这个阶段还很远。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由于他认为共产党“异化”了?毛泽东确实说过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不过我怀疑他在这样说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异化”这个词。周扬在1963年作的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说到“异化”是普遍现象;毛泽东审阅修改过这篇讲稿,这表明他当时至少不反对这种提法。但此后毛泽东本人似乎再也没有提到异化概念。本来他可以用党的异化来为发动“文革”提供理论根据,但他没有这样作,说明并不是“异化”概念误导了他。这是一。其次,任何概念都可以被误用,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内,这不能证明这些概念本身就是错的。毛泽东把阶级斗争运用于党内,这难道是“阶级斗争”概念本身的错?异化概念也是这样,既使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概念,他的意思也只是说党内异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而我们是说毛泽东本人从党和人民异化了,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无法无天”(用他自己的话),给整个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解,异化理论不但不能为“文革”辩护,反而是对“文革”的一种批判。

卢文说到,周扬给邓小平送过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这可能是邓小平表态的一个原因。文章还说,“周扬年老有病,材料当然有人帮着出主意和收集。”我想这种猜测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也是把周扬估计得太低了。早在1963年,就在周扬的主持下编辑出版过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就有不少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所以,这个材料在周扬那里是现成的,不需要别人帮助收集。周扬确曾告诉我他托某元老送材料,不过他说那是关于1963年周扬的报告经毛泽东审阅的情况。我没有听周扬谈到送马克思语录的事,但我更相信,邓小平是受了胡乔木的影响。

本来,在起初批评我们的时候,胡乔木着重的是人道主义问题,而较少谈到异化;到后来异化问题才变得比人道主义更严重。我过去不清楚这个变化是怎样开始的。这次卢之超提供了线索。根据他的叙述,胡乔木是在看到我在1980年的讲异化的文章才断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又说这不是批资本主义而是批社会主义,异化不是讲资本主义异化而是讲社会主义异化。这是83年6月和8月的事。8月底,邓小平和胡乔木有一次谈话。“乔木谈了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些材料肯定不是周扬送的。此前胡乔木曾批了一些材料给中央领导人看;有的也让周扬、胡绩伟、秦川和我一阅,例如人道主义思想对大学生的“腐蚀”,港台报刊对中国大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评论,等等。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信任胡乔木的,还委托他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稿。胡乔木自称他没有向邓小平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是邓小平同志自己感觉这个问题重要。我想,胡乔木这样说未免太谦虚了。

我曾给胡乔木送过一个材料,是我收集的若干国家共产党关于人道主义的提法,那是在周扬文章刚刚受到批评之后。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再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我对他说,这样会卷入国际上的争论。后来他在正式发表时就把提法作了一些修改,说如果正确地理解,使用这个概念“并无不可”,但容易引起误解,云云。尽管这样,我觉得胡乔木还是想避免在国际上引起争议。他的小册子除了出版汉文单行本以外,还有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发行量仅次于《邓选》,但偏偏没有出版外文翻译本。看来我的材料没有完全白送。

整党和“清污”

卢之超说到,1983年11月他从国外回来后发现,“有一些老同志发表了尖锐严厉的言论,一些群众对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方面的种种精神污染现象也十分愤慨。据说有位中央领导人感到小平讲精神污染已有不少天,报纸对此没有专门言论,气势不足,份量不够,要求宣传部门加强指导。”

这里涉及10月份十二届二中全会后的情况。本来,二中全会的议题是整党,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早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党任务还包括清理那些在“文革”期间紧紧追随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干坏事的人。全会在11日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12日闭会前的讲话中提出来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二是“精神污染”。但全会并没有对第二个问题做出决定,认为“精神污染”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召开的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

整党和“精神污染”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整党是针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和组织不纯;而“精神污染”主要指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至于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文化界和社会风气感到愤慨的,恐怕主要是淫秽出版物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尽管这也被称为“精神污染”,却是和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不同性质的问题。究竟哪个问题更重要,更紧迫呢?根据二中全会精神,应该是整党。可是全会闭会不久,当时的《红旗》杂志就在第20期发表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这不符合二中全会的决议。二中全会决定虽然也提出“统一思想”,但主要是从政治上和路线上说的,而且是把“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并重的。

这篇评论引起国外媒体纷纷猜测。南斯拉夫通讯社在10月19日的述评中说:《红旗》的评论强调在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党必须主要同右的思想作斗争。这是自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把右的危险放在首要地位”,“措辞和语调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写出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作者和文学作家同其他散布色情货色等人相提并论。”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说,这暴露了“理论界艺术界的严重思想分歧,而这也意味着政治界的严重分歧”。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推测说:“这也许是表明有可能调整自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开放政策。”

在二中全会会后一段短时间内,报纸上还是以整党为主题的,但很快变了。10月19日《人民日报》新闻中首次出现“精神污染”字样,22日就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标题中,23日又出现在社论中。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消息。25日又报道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指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本来我们听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向党外传达)。同日的头版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26日,报纸头条继续报导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有关发言。以后,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位了。11月1、2、3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精神污染”一词的使用如此频繁,以至《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宣传文教单位接到指示,要清理本单位从1981年以来发表过的文章和出版的书刊,还要检查工作人员在各种讨论会上的讲话。问题严重的单位,上级可以派出工作组,对其领导班子加以整顿。后来扩大到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情况。每个党员都要检查自己近几年的言行。某省的社会科学单位党委觉得要清理的文章太多了,决定凡是论文题目中带“人”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谈人色变”。

邓小平强调说过:“整党不能走过场。”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整党能不受干扰吗?

幸而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为题的社论,其中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长期的斗争。就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六十年代就受到了批判,“文革”中更在“横扫”之列。当时上纲上到了顶,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现在要批评一些同志在人道主义上的错误观点,绝不能采取放纵态度,但也不可操之过急。写文章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允许被批评者说明情况和进行答辩。不允许象过去那样搞什么运动。

那时,我已被免职了,不了解详情,只知道书记处讨论了“清污”的一些偏差。第二天,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文章,说不能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后来,书记处又指示: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整党工作,不要把它扩大到经济领域,要划清政策界限,等等。这些都是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做出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

然而,有些人却感到不满意,认为“清污”是虎头蛇尾,草率收场。卢文是这样表述的:“不久就渐渐地括起一阵风,似乎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而他“发现原因在上面,这里又不能不提到胡耀邦”。“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木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

卢之超的叙述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3月26日向我们宣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前,胡乔木说:书记处已经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说要征求有关的三位同志(周、秦、王)的意见。我感到纳闷:为甚么不按正常程序,先听听我们的声辩再作决定?为甚么先匆匆忙忙表示同意,然后又说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事后意见会有什么用处?我猜想这是不同意见折衷的结果。原来,胡乔木邓力群要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送书记处决定,而胡耀邦提出要核对事实,听取声辩。其实,这是党章的规定,胡耀邦不过是要求按党章办事而已。另外,说胡耀邦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没有研究,也许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认为自己有权来对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做出判断,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卢文还提到了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几位负责人谈话的事,说“这个谈话明显的是批评胡乔木、邓力群两个人”。胡耀邦这次讲话还是很委婉的,说乔木、力群同志也感到有些问题,所以打了几次招呼(据我所知,邓力群是在书记处讨论后出面打招呼的。胡乔木打招呼的事,我不知道);又说这不是纠偏,也不是走弯路,是中间拐了个弯,现在要回到小平同志讲话。在谈到“走样”的原因时,他还说:“万里同志说得好,主要是封建思想和左的干扰。”当然,胡耀邦说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可以理解为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但是,胡乔木也在我们面前批评过胡耀邦,语调还没有这样客气。

另外,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篇批判“精神污染”的大文章中,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精神污染”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这就不怕造成误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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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刘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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