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前后

八十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时间不长，震动却是不小的。近年已陆续有一些文章对此作了回顾。笔者也在1997年写了《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叙述了我所知道的此事的大略经过。不久前又看到了卢之超的回忆文章《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材料和观点。因此，我也想对我写的上一篇文章作一些补充。上次主要是谈周扬，这次补充一些我个人的遭遇，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人道主义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有它的时代背景。它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来不是偶然的。那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对那场浩劫痛定思痛;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加上又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了思想，因此很自然地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我们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为甚么这种惨剧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发生?怎样才能防止这种灾难重演?从指导思想上看，既然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是否要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过去对人道主义的多次批判是正确的吗?“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修正主义口号吗?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和个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吗?

另一方面，党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这也需要从理论上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然意识形态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么，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念)如果还是原封不动，继续过去“左”的一套，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产生“信仰危机”。1980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引起很大的轰动，就是一个信号。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提出来的。

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否定了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这并没有错，问题是他所说的人太抽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这并不是肯定人道主义的第一篇文章，但它是影响较大的一篇。胡乔木当时是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作者说:“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

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我听了很高兴，并建议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1980年好文章”奖。

那个时期，我也写了一些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1979年第1期的《外国哲学史集刊》发表了我的《关于'异化'的概念》，那是一篇六十年代的旧稿。1980年6月，我在回答学生问题时通俗地解释了一下“异化”概念，举了思想、政治、经济方面的例子;后来这篇谈话登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上。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我约稿。我交给他们《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后来就成为他们编的论文集的书名。1982年春，《中国青年》杂志鉴于青年学生对政治教学的不满，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我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教给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而且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文章发表后，一个北大学生写了一篇长信给我，对我表示感谢，并对现在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提出抱怨。《中国青年》杂志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了这封信，胡乔木看后很重视，叫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内部简报上转载，并分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后来研究生院还为此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登在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上。我的一篇较长的论文《为人道主义辩护》，是发表在1983年1月17日的上海《文汇报》的“争鸣”版上的。此外还有关于人道主义、异化和文艺问题的文章。

那是自由讨论的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很多，我没有听到来自党中央的任何批评意见。

突然的转折：对周扬讲话的不同看法

转折点是1983年3月7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讲话的发表。

这篇讲话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包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是帮助周扬起草讲话稿的人之一。讲人道主义是我的建议，讲异化问题是周扬主动提出来的，于是这一部分是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合起来讲的。

周扬的讲话在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事后讲话稿立即送到了胡耀邦和胡乔木那里审阅。胡耀邦没有在送审稿表示什么意见。胡乔木则在第二天(3月8日)给中宣部打电话，明确表示了这个讲话不能发表，说:“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质问:“这篇讲话目的何在?”胡乔木还指示，要有人(他提到了邢贲思的名字)到大会上讲一讲，要讲到“要害”，“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于是，原定3月9日结束的会突然宣布延长，理由是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中宣部理论局的人在紧张地奔波，找人发言;邢贲思说是事忙，没有上台讲，但另外找到了黄楠森等四个发言人。

对周扬的讲话有不同意见，这没有什么奇怪，但采取这种动员人上台发言的事，却是不正常的。第一，如果要有自由发言，那么应该是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都可以讲，而且应该由他们自己提出。第二，胡乔木对周扬讲话有意见，完全可以亲自当面对周扬谈，不应该采取这种由上面暗中授意别人发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