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思想上，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要阻止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两个凡是”，在思想路线上，是林彪的“句句照办”和“四人帮”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继续，在政治上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华国锋是“两个凡是”的创始人，并且长期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6年10月26日，他听了中央宣传口的汇报后说：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这就是他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雏形。

Ⅱ977年1月，华国锋授意写作班子写一篇社论，要求把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扭转开去。还说，现在的矛头对着谁呀?意思是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矛头是对着党中央的。要引导大家学文件，不谈这些问题。在起草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华国锋亲自召集起草人开过一次会议，很系统地讲了起草这篇讲话的想法。后来，他在会上的讲话稿，就是按照他的意见加以整理修饰而成的。

2月3日，汪东兴说讲话要推迟，先发表社论，要写作班子把华国锋讲话稿中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段话，移到社论里去。这篇社论经汪东兴审定，报送华国锋批准。匆匆忙忙于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样，“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就公开抛出了。由此可见，不仅“两个凡是”的发明权属于华国锋，而且搞“两个凡是”的目的和用意也是他提出的，就是为了阻挠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阻挡邓小平出来工作。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他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1980年12月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指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这同“四人帮”宣扬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从思想上来讲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

1978年12月23日，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时说，提出“两个凡是”，是“从当时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运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仿佛他是真心实意地“坚决捍卫毛泽东的伟大旗帜”。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

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华国锋时指出，现在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也是主张继承、捍卫毛泽东的旗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如何继承、如何捍卫。在这个问题上，国锋同志继承、捍卫的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而且做得过火。

这就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不同，大家讲的是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过去正确的东西，特别是他提出的一整套正确的思想作风。而华国锋主要是继承、捍卫毛泽东晚期的错误思想、路线、政策、作风。胡耀邦深刻地指出，华国锋在对待毛泽东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明显地表现了华国锋对待毛泽东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众所周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华国锋真的是要“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当坚决支持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事实恰好相反。当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大党内外同志用实践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非，强烈要求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认真进行拨乱反正时，华国锋、汪东兴竟出来对这场讨论横加责难和压制。

5月17日，汪东兴在一次会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他还提出了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华国锋还指示《红旗》杂志不要表态，并且找人谈话，向一些省、市和中央部门打招呼，要他们不要表态，还批评了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在他的影响下，湖南在全国是最后表态的。他用各种办法，企图扼杀这场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事实表明，他们是搞实用主义，有利于他们的就“凡是”，不利的就不“凡是”。

(三)在组织上，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小班底。

华国锋拖延和阻挠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是很突出的。例如，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叛徒集团案”，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就已提出这是错案，应予平反。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多次，华国锋就是顶着不办，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平反。

华国锋长期依靠一个小班底发号施令，他主要靠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华，还有李鑫、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和李鑫，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纪登奎和郭玉峰。这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飙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