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修复工人与摄影的一生情缘

刘芳：八十年代末，著名的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曾经带着法国和日本的模特，在上海和北京举办过时装发布会。发布会被定性为内部观摩，入场观众需要通过政审，一律对号入座记录姓名，不得转让入场券。显然制订这些规矩的管理者们，当时没料到几年后会有一部电影叫《街上流行红裙子》，更加明显的是，这些风云急卷的变化是政审所不能阻止的。同样意料不到的还有李晓斌，这位当年只是20出头的轻狂少年，从未想到自己的作品在三十年后，能拍出不菲的价钱。他说他只是在那个时候，按照自己内心的需求，去做了应该做的事情。

李晓斌20岁进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一名文物修复工人，这份与摄影并没有多大关系的工作，却对他整个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晓斌：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被历史承载、能不能就是说不断的被传播下去，它的价值空间都有多大，这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做文物工作的人吧，就是说他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未来，什么东西会有价值，有没有就说那个不断的被传播，它的稀缺程度，珍稀程度，这些都是决定其最终价值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通过摄影的这种纪实记录的方法，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岁月就是给记录下来，它就有可能成为一部历史。成为历史的东西的时候，历史能够进入传播的时候，它的价值是你不知道会怎么样的。

历史车轮的清晰指纹 青春中国

尽管详尽地记录了那一个年代的无穷变化，但是李晓斌最得意的作品，却是一张四人帮的人偶照片。他觉得这张照片，其实他所有作品的起点。

四人帮的人偶

李晓斌：实际上就是说来说去，就是说现在说三十年，我觉着就是差一点应该说到为什么造成了这个三十年，就是说，归根结底，怎么才有这三十年，最终的还是76年中国发生了这种政治上的变化，才有了以后的一切的这种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这种变化，包括我们今天生活上的变化，我们今天的富强。

刘芳：我相信，每一位观众在李晓斌的作品中，都能找到一些共同的记忆，李晓斌的镜头虽然对准的是北京这个风云际会的帝王之地，但是里面都是小人物、小场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历史车轮的宏伟轨道上，印着的正是这样一个个清晰的指纹。

改革开放最初期，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和当时的老百姓，似乎处在一个共同的青春期。对外界强烈的求知欲望，在被严酷地压抑了多年后，终于找到一个喷发的出口。带着本能的躁动，也存在某种未知的迷惘。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语境下，很多人似乎只停留在最初期的八十年代。但是正如人生一样，青春的轻狂与迷惘，才最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