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愿意与西方世界的人们一道，站在人类一个共同的屋顶上，我还是再次强调站在人类共同的屋顶上来梳理我们彼此的情绪，最重要的中国崛起不应该重复过去大国崛起一些陈旧的逻辑。过去几百年大国崛起，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到后来的德国、日本、美国，还有前苏联，任何大国崛起都是一种大国权利博弈，这么一种所谓的游戏。

中国崛起，中国有这个高度，绝对不是重复过去几百年，制造过去四五百年大国权利博弈的游戏，能不能跨出这种窠臼，中国能不能有这个高度，中国跟西方能不能携起手来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是跟西方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一起共同探寻一种走出陈旧大国博弈的逻辑，为人类未来提供一种思想上的质疑。

现在，我们毕竟还在2010年，本世纪还有90年，未来可能还有几百年，这个大国崛起之路能不能提供一种新的指引。听谁上去这个问题很抽象，但是如果中国的公共外交有这么一种思想深度，有这么一种哲学高度，能够的真正的打动西方的知识界和思想界。

我再次强调西方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是对西方广大的民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斗争那是完全可以缩小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政治斗争是需要的，但是需要缩小它的范围，更多的是人性上的一种化解。

中国的公共外交，它需要化解中国周边的舆论环境，而不是树立一个新的敌人，这是我个人的浅见，是中国现在开始公共外交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有的一些思考的地方。

王若麟：好的，谢谢邱先生，其实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外交无小事，但是随着这种公共外交概念的崛起，中国的这种政府外交可能逐渐在走下神坛，走向更多的社会组织，包括民间团体，包括公共个人和西方有一个高度的思想性的碰撞，让这两种外交相映成趣，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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