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做得到位，也许你可以在相当程度，在以前的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我想用的非常到位，可以很好的化解。如果处理的不好，很有可能会把原来是人性自然的那一部分误解，很快的使它上升到那种战略上的敌意。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在未来，我的浅见，在公共外交上要注意的。

王若麟：您说公共外交，您提到这个概念已经解释很清楚，它的目标、策略，包括一些方法论，包括外交的对象应该是什么呢？

邱震海：我觉得它首先是有个阶段性的，当中国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首先遇到的来自西方政界的压力，西方政界，而且这部分压力相当一部分是充满敌意的。你比如说现在无论是在军力上，在中国军事问题上，包括贸易问题上，人民币问题上，谷歌问题上等等一系列。

这些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那种以前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打引号，不太确定敌我矛盾，那是一种，完全是一种政界的矛盾，但是它有一些社会基础，它有社会基础，就广大的西方民众，由于它对中国崛起感到一种疑虑，感到一种猜疑，感到一种不确定，所以他有一种人性自然的恐惧也好，疑虑也好或者等等，有一些不安也好。

在广大的社会基础之上，产生一部分政界的对中国充满敌意，所以如果说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府和其他的各界在处理公共外交上能够区分这两个不同的层面，尤其是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说，你针对政界，那当然完全用政治斗争的手法，政治交锋阐明自己的立场，但是，你针对的是它底下的社会基础，是广大民众，是人性自然的反应。我们如果换位思考，我们如果是西方人，我们也会产生如此的反应，我觉得可能就采用的，不应该是政治斗争的手法，而是应该占在一个人类公共的房顶上。

王若麟：怎么理解？

邱震海：人类共同的房顶上，房子是我们共同的房顶，你是西方，只不过比中国早发展几百年现代化而已。在西方过程中有盲点，中国同样也有盲点，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房顶一定不是我们现在经济冲突的房顶，也不是我们政治纠纷的房顶，更不我们战略冲突的房顶。

而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思想精神，或者我们共同的情绪去梳理。共同的情绪，包括过去几百年现代化道路，大家是一路共同走过来的，人类共同的轨迹。其实在东西方过程当中，我们共同都会有一些思想上的盲点，以前我记得春节前，我在这里也讲过，在过去几百年，东西方。西方比东方现代化早几百年，西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它完善的世界，也有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它完善的世界，它用它的物质文明，用它的价值观，使，包括东方在内的全世界都为之收益。

它有完善它自己，它原来早期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被后期的自由民主人权所期待，但是遇到来自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崛起，它的盲点开始产生了，它原来的那种西方傲慢主义，西方族群主义开始重新从深层浮上表层，这是西方的盲点，当然从中国来说，由于过去几百年，我们相对比较落后，比较滞后，所以我们现在一夜之间起来了。

温家宝总理昨天也说了，中国人民大部分受西方奴役，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心底有种历史悲情。这种历史悲情再加上我们迅速崛起的实力，不可避免的也在中国人民的心目当中产生某些情绪上的盲点。

我们能不能站在这种共同的盲点基础之上，站在我们共同的屋顶梳理我们彼此的情绪。这个绝对不是经济的对话，也不是政治的对话，也不是政府之间各说各话，站在自己的圈子里阐明我自己的立场。

这当然也是一种对话，但是这是叫自说自话的对话，而是一种思想上的对话。所以春节之前，我在这里说过，其实中国崛起给人类提出一个新的挑战，我们是需要呼唤思想家的时代，是需要在东西方呼唤或者呼吁思想对话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