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公共外交，如果能有一些思想上的角度，或者思想上的深度，有一些哲学上的高度，其实我觉得公共外交不光，或者甚至不应该是一种政治斗争。因为政治斗争，你是去要消灭一个敌人，而公共外交是要去化解一个敌人。政治斗争面对的是政界的敌意，公共外交面对的是来自西方民间，广大民众，它可能是非常人性自然的那种误解，猜疑、不解和不安，所以它的目标，它的手段，以及它诉诸的范围和策略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王若麟：邱先生，我们再来谈中国的公共外交。您刚才从一个比较高端的视角来说了，中国的公共外交应该具备一种思想的高度。具体来讲，您决定应该具有哪些要素呢？

邱震海：思想的高度，我认为其实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区分政治斗争跟公共外交之间的区别，它诉诸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能够跟西方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对西方的民众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我还是强调这一点，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西方知识界能够产生一种平视，产生一种对话，能够试图说服他们，至少能够打动他们，打动西方的知识界或者思想界，由西方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再去影响西方的广大民众。

我想对于西方政界对华的敌意，具有一种釜底抽薪的战略作用，所以这既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话题，也是一个战略的话题，所以在这部分。你刚才问的很好应该有哪些因素？

其实我觉得中国公共外交，首先，应该承认我们是人的对话。你的对方绝对不是西方政界，你的对方一定是西方广大的民众，而且一定不是自说自话站在我的圈子里，站在你的圈子里对话，而是站在我们共同的高顶上对话，同时在风格上紧紧抓住人性的部分。

我们大家都是人，人都有弱点，人都有盲点，人都有情绪，西方如此，中国同样也是如此。暂时回避政治和战略的部分，在公共外交上面，我认为政治和战略部分可以不提，甚至可以长久性的不提，千万不要把政治斗争和公共外交混为一谈。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指出西方的陈旧，西方的盲点，也要指出我们自己的盲点，我们自己的特点。你比如说，我个人认为，应该相当程度的肯定西方，在过去数百年现代化过程当中，对人类物质和精神宝库做出了贡献。

必须承认现代化，首先从西方开始产生的。西方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现代打引号“西化”的代名词，但是它已经成为人类精神宝库的一部分。西方的物质现代化，已经是包括东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为之受益，西方的价值观也是包括东方世界在内全部的人类为之收益。

所以这部分是要充分肯定的，但与此同时，我指出西方在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它产生的一种文化和思辨传统，包括刚才第一部分，我们讲到的泰国理性精神不主，保证我们在东方社会里，理性精神不主。

这个如果用西方的思辨传统，我觉得相对来说，就能够看的比较清楚，我认为这一部分也是应该，并不是因为中国崛起，我们现在具有历史悲情，西方某些政治人物对我们充满敌意，我们就可以由此而否认了西方在过去几百年，人类现代化过程当中产生的对人类共同精神和物质保护做出的贡献，以及它的思辨传统。

同时，也要指出中国跟西方一样，同样中国是个5000年文明大国，同样跟西方一样属于深厚文化底蕴的，我们双方是可以具备进行深刻思想对话的基础，一个古老的东方和一个具有长久理性思辨传统，又对过去人类和物质精神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西方，是具备进行深刻思想对话的基础。

同时，也要指出中国崛起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愿意与西方一道，共同梳理中国崛起给我们双方带来的很多心理上挑战。

这是共同梳理，站在一个共同的屋顶上，同时也必须很可观的指出，中国崛起会给双方带来许多思维上，情绪上的盲点。在这个事情上中国愿意与西方一道，请注意我们面对的对象是西方的民众，以及对西方民众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西方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而不是西方的那些战略家，不是西方对话充满政治敌意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