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比如说有的地方你给他户口,他根本不想去,就像一些中小城镇,给他户口意味着你丧失了农村的土地,他想的就是沿海的这些城市,或者这些新兴的工业化的地区,像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地区。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地方政府它有比较充裕的地方财政,一方面是经济非常的活跃。另一方面,像去年这样卖地收入很多,而且这种卖地收入可以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如果你不借助这个窗口去解决累计了三十年的问题,等这个地方收入增长平稳之后,你再去解决,那可能就会比较晚了。
凤凰卫视2010年2月1日《时事开讲》节目播出,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声扬:欢迎加入今天的《时事开讲》,中央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每一年发的第一份文件,也是国家全年最重要、具有指导性的文件。一号文件提到的问题是中央全年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自2004年一开始,就连续7年以“三农”问题为主轴,凸显出三农重中之重的地位。那这份文件对于中国农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朱文晖先生来告诉我们。
七个一号文件 逆转中国“三农”问题
姜声扬:朱先生,历来中央一号文件对我们中国农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它的内容又将如何实际帮助,改善农民的生活呢?
朱文晖:我想从2004年以来,两届的政府连续7年推出这个一号文件,是关于“三农”问题的,我们预期未来的几年一号文件应该也是三农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从两个阶段来看这个事情,一个就是新的世纪以来,特别是连续的7个一号文件出台以后,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没有出台以前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光是因为这份文件,还因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但是我们总的是这么一个分析的区间。
另外一个分析的区间,就是今年和去年,就是上一份一号文件到这份一号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先看这个比较长的区间,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自己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逆转。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实问题最大的时候、矛盾最尖锐的时候,是90年代的中后期,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可用的资源并不多,而且整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加强。同时,财政的这种权力又上收,很多基层的事权就下放。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打白条的问题、教师没有工资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系列对农民过多的税负和提留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十多年以后,到了2010年,你要是仔细看中国的报纸,就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成为三农大家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就这些问题可能在不同层次、在不同的地方还存在,按照整个中国三农的问题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想,这就和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而且各级政府逐渐具备了财政的实力。另外,就是整个产业结构本身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就从今年这个情况来看,它的基本思路就是叫做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出统筹、强基增后继。它是是一种前瞻式的了,就不是一种应急式的。要是十年前它是应急式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要怎么、怎么样,它完全就是一种前瞻式的。
姜声扬:为未来打算。
朱文晖:对,而且是保持一个平稳的、连续的这种政策思路,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看这7个一号文件发生一个长时间序列比较重大的变化。另外就是从短期来看,我就非常关心它今年的几个标题,今年这个一号文件,是五个大的标题。第一个是健全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制。另外就是提高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还有加强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但是我最关心的是这里边的1、3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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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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