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历史没有给清末统治者以太多机会

所以对当时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有许许多多的困惑，第一，他们首先认为首先是我们中国在技术上不行，就是器物，中国所有，所有我们的科学技术不行，所以在器物上、在科学技术上，也就是说纯技术层面要追赶西方。然后发现纯技术层面追赶西方还不够，后来发现这后面还有很多制度的问题，有社会制度，有很多我们的经济管理制度，有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当时包括慈禧为首的一些清朝的统治者，都部分的已经有所认识，所以在清朝的最后的十年，有了清朝的新政，清末的新政，试图来引进些西方的所谓的宪政民主。但是由于历史没有给清末的统治者以太多的机会，而且确实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腐朽不堪了。再加上当时有许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要推翻这个2000多年一个封建的王朝。所以后来有了1911年的中华民国“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基本上是全方位的要尝试引进西方的宪政民主，至少这个框架都已经搭起来了，请注意我讲的只是框架，这只是皮毛，但这个皮毛很重要。这说明当时的一些中国的救国志士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已经从原来洋务运动，就第一次这个中国现代化运动器物，重视器物，重视技术层面，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

然而我们知道无论是在清末的新政的十年，还是后来“辛亥革命”从1911年到1919年那个八九年时间，也是步履维艰，再后来又出了很多北洋军阀。说明如果你纯粹是一个框架，纯粹是搭西方民主、宪政民主一个框架，而没有在后面根本的问题上，有所突破、有所反思、有所更新、有所脱胎换骨的话，那么从器物到制度只不过是框架上的更改，而你本质没有更改。

那么这个本质是什么呢？于是很多的知识分子就认为这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出了问题。你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很多的学者还在研究，中国的历史上为什么有兴衰有覆灭，为什么有朝代的更替。所以很多的知识分子就认为，这与其说是制度层面，还不如说是文化层面。

所以从技术、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又到文化，这是在清末可以说四五十年时间里面，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的东西。所以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这就是“五四”之前的，前四五十年背景，到了后来有了“五四”一代人，有陈独秀、有胡适、有鲁迅等等这些人，所以基本上就出现了一个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从我们今天90年以后的历史，重新回过头来看觉得很激进，因为他要取消白话文，取消很多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当中的东西要全部。

姜声扬：取消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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