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性精神相伴的大国情绪是极端民族主义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态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大国情绪与理性精神，能不能平衡？大国情绪如何能够做到不光光是民族主义的，或者极端民族主义的代名词？理性精神如何才能做到不光光是亲西方的代名词？因为现在在我们的国民和知识分子当中，一谈民族精神，一谈大国情绪，很多人就会说你这是民族主义情绪，我认为这是错的。为什么一个大国心态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呢？只有是一个没有理性精神相陪伴的大国情绪，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同样有一部分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朋友们说，凡是具有理性精神的就一定是亲西方的，同样也是错的。西方的价值观，当然在过去几百年，它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但是关键问题，西方它也有它的傲慢，它也有它的偏见，它也有它成长当中的缺陷，如果我们能够跟西方站在一个人类共同的屋顶上，来审视你我之间共同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不是站在自己的个人的小圈子，而是站在人类共同的立场上，所以理性精神，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纯亲西方的代名词。

所以我想，当我们讲到大国情绪不应该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代名词，当我们讲到理性精神不应该是亲西方的代名词的话，其实我们在探讨一个非常深层的问题。当我们国家走向成熟的、崛起的大国的时候，我们的国民的集体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一种成熟的状态。

必须承认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我们知道亚洲在最近四五百年，集体的衰败了，然后先是日本，等一下我会马上讲到日本明治维新，它是第一个亚洲现代化崛起的过程。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第二个亚洲大国在走向崛起，那么在后发国家崛起的过程当中，民间尤其是知识分子，它也有一种正常的，但是是一种集体的内心的骚动，这种骚动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一开始当大家每一个人都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这种骚动不会出现的，那时候每个人都为赚钱的本能所填补了心胸。但是当钱赚到一定的时候，有一些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会站出来，他说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某些地方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些大的目标，有一些大的追求，我们跟西方国家应该进行重新的定义，我认为这种内心的骚动是很正常的。

但是关键仅仅骚动，它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是必须由理性精神去梳理的，而且不光是几个知识分子，不光是《中国不高兴》的几个作者，也不光是你我之间大家集体的梳理。而是如果能够全体知识分子一起来梳理的话，我想这种正常的内心的骚动，就会走向一种全民精神的成熟。

而全民精神的成熟，一旦全部，或者部分实现之后，我们的大国情绪和我们的理性精神，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平衡。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之间，我们内在自己的困惑，以及西方国家，不管它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对我们所谓的中国崛起，中国无以形容的指责，一切都可以荡然无存。我们也有一个足够的制高点，来跟他们进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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