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应把握“四个非常”
鲁韬：如果说开放奥运真的要付诸实施的话，其实有一个群体是要格外注意的，那就是媒体本身。因为一方面媒体本身就会对开放这个问题十分的敏感，也很感兴趣；另外奥运到底开不开放，最后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媒体来反馈出来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的是邱先生。
邱先生，国外的媒体我们先不谈，我们先谈谈国内的媒体，这应该是国内媒体一个很好展示自己的机会，您认为他们应该怎么表现出一种开放的心态？
邱震海：对媒体的开放其实是分成两块，刚才你说的很对，一个是我们如何面对国际媒体，另外一个是中国自己的媒体应该如何开放。现在开始在针对国际媒体上，中国官方从上到下应该说开放的心态，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判断是不言而喻的。比如说现在规定所有的外国媒体只要被接受采访的人愿意接受采访，你就不用经过审批。
而且中国政府也跟一些外国的电视转播商签了协议，让他们除了在赛场之外也允许他们采访，在包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的街头进行电视的直播。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虽然是有时间限制的，但是那个时候它的任何的，在街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通过公共信号的直播传递到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所以我想对国际媒体的开放，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
关键问题是国际媒体它如何看你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看中国媒体自己是如何来诠释，来解释、报导一些事情的。因为这里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恐怖袭击，或者除了赛事，除了中国社会发生的许多事情之外，必然也会遇到中国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矛盾，那个时候国际媒体会有报导。包括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会发生某些冲突，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如何把握最终也会通过国际媒体反馈出来。
中国民众如何认知那些可能会发生比较激烈冲突的事情，最终的诠释、报导、评论也会通过中国自己的媒体反应出来。所以我想如果说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度的把握，是对警方、对官方、包括安全机关它的一个期许的话，希望他们能够在平安和开放两者之间保持一个适度的平衡。但是毕竟安全机关和警方他们有他们的天职，他们的天职就是首先是保证平安，他们不是说首先促进开放。
但是对于另外一个层次来说，媒体来说，它的首先的任务是促进开放，因为只有一个开放的媒体，才能够塑造一个开放的中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在北京奥运期间，中国媒体基本上是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诠释权，而这个诠释权不是来自于上面的整体的一个口径和管理，而是来自于每一个媒体它自己的一个诠释。
我们相信包括中国绝大部分媒体在内的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在那个时候，当我们百年奥运，百年盛事来临的时候，在任何一个绝大部分的国民，都是会抱着自己的民族自豪感来看待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这种基本的判断不够的话，我想我们会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
基于这种自信，基于对人民，包括媒体在内的人民的信任和希望，我想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话语权交给人民，交给我们的每一个国民，包括我们的媒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何进行评论，如何进行报导，我想应该是媒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媒体的一个天然的职责。
鲁韬：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国外的一些示威团体走上一种非常专业化的示威的一种道路，他们非常善于利用这种媒体，或者说与媒体、公众的互动来达到他们表达诉求的一个愿望，您认为中国媒体对于这种国外的抗议媒体，他们的诉求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邱震海：我想应该采取一种首先是实事求是、客观的报导，所谓的实事求是、客观报导就是既不夸大，同时也不掩饰。然后用一种非常容纳、非常宽容、非常理性、非常平和的态度来进行诠释和评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遵循这种实事求是和那种平和的眼光进行报导，实事求是、理性的、平和的眼光去评论的话，那我想其实我们就能够对任何发生的冲突，以及冲突背后的事件能够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报导，和一个基本的评论。
请让我举一个例子，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今天我们知道，今天上午在北京，可能万人在最后一天购买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可能跟当地的警方发生了某一些小小的冲突。这里面我认为就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这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事情。
无论在奥组委以及他售票的时候可能管理方式有些不当，还是在警察执法过程当中，还是在民众反应过程当中有一些情绪的失当，还是包括香港记者跟警方发生口角冲突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肢体冲突。因为这里面细节我们到现在为止还许多完全搞清楚，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记者不对，有的说是警方不对，我们先不谈这个事情本身。
我们先就到目前为止，到今天晚上为止，包括中国内地媒体以及海外媒体对这个事情的报导来说，我认为是报的实事求是，抱着开放的态度。首先没有掩盖，也没有夸大，同时我认为在媒体背后本身可以，如果我们顺着理性和一种开放的态度进行诠释、进行评论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追究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许是不是在组委会售票的程序上有一些问题，民众的反应度上有一些问题，毕竟是在38度高温底下，任何一个人暴晒几个小时都会情绪有点失控；警方面对那么一个要失控的局面，据说朝阳区一个区出动了1000多个警员，当地是几万个民众，警察他自己也有一种情绪上的失控；一个新闻记者在那种情况下，自然会跟警方发生一些冲突。
再加上也许我们的安检人员，或者警方人员他有一些传统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想，如果说借这么一个很小的例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通过这个很小的一个点，也许可以让我们，一方面技术层面上可以去透视一些我们目前在管理制度出现的一些问题赶紧提高。
另一方面就是还是那个度的把握上，如果我们的媒体有一些诠释，有一些评论，有一些透视，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分析。现在诸如此类这样的话，如果以此放大，这是一个是在我们内部发生的，当然如果奥运期间是跟国际媒体发生冲突的，我想抱着这种原则，一切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我想最终的形象应该还是会比较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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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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