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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西方对华势力料达到什么程度？
郑浩：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如何来面对来自不同的势力的不同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再来听听邱震海先生是如何来看的。我们刚才已经粗劣的分析一下这些压力有不同的性质，有些不同的这个程度，针对的对象也不一样，那么你是怎么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邱震海：对，刚刚在第一部分结束的时候，我就讲安全上的压力。
这个压力我想是任何国家都不会，毫不心慈手软的。
这个不是中国的一个问题。
相关的问题，就是政治上压力，现在这一部分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如何来评估，研判以及回应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奥运的政治上的压力，或者利用奥运向中国施加的政治上的压力。
那么这里面当然从范畴上说可有很多了，有要求中国国内的新闻自由的。有要求中国改善国内的人权的。要求中国改善国内的食品安全的。什么改善国内的环境的。中国制造的，环境的这个，这是对内的部分。对外这部分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那么里面最明显的就是苏丹问题，达尔富尔问题。包括还有全球变暖的。等等，这些本身是跟奥运会没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说国内问题可能会对他们的运动员或者对他们还有点直接关系。
邱震海：但是国际问题是跟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好多人权组织或者有些分子，他也把它作为似乎是你举办一个奥运会就完全是符合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标准。于是，也向你施加许多国际责任方面的政治压力。
这是就范畴，压力的范畴而言。那么就施加压力的这个机构，或者组织，或者个人而言，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分这两大类。
一类是来自西方政府的，来自有官方背景的，一类是来民间的，就所谓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的。那么过去几月我们看到来自政府的来自西方官方的和来自西方民间组织的各种压力都有。尤其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包括对中国的食品安全，包括对中国的中国制造、环境等等我们讲到这个新闻人权方面。但是最近几个月我个人观察，我觉得有一个判断来自西方官方对中国这样的压力有一点在减弱。
或者相对来说，有点趋理性务实的态度。尤其是觉得跟中国官方是可以进行实际的良性沟通的，那么这个里面一个具体背景当然也是中国方面在去年一年就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其中比较合理的务实的那部分做了相当程度的积极的回应。包括中国比如说对外国记者采访中国奥运，适当的做了些开放；包括中国对食品安全；对这个中国制造，质量问题；包括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做了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进。
那么在国际部分，对这个国际责任，包括苏丹问题。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研究中国对苏丹问题政策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较之过去几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回应和改变，这个是就西方对中国的压力提出合理的理性的没有绝对的充满战略敌意的那部分进行了回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来自西方官方的，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美国总统布什，这次明确表态了，他不会利用奥运就苏丹问题向中国施压，原因是因为他跟中国领导人有直接沟通的渠道。他说，我比斯比尔伯格多一些沟通的渠道。
包括英国的奥运部长，也做了类似的表示。包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冷冻的饺子风波，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还是闹的沸沸扬扬。日本方面说中国是有人故意下毒，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记者到了这个天津食品厂那个食品厂的这个安全处理的非常完善。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双方还是争执不下的，到底是谁具有责任，当然我们看到日本方面没有把这个只有问题上升到政治上的高度。也没有更没有上升到要通过这个问题向中国施加奥运这个压力，如此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有一个大胆的判断，我认为在中国和西方官方方面，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些压力问题上磨合不能说完全进行缓解或者消除，但至少有所减弱。
有所减弱，或者有点从原来对抗的性质现在趋于理性务实的性质，或者未来我们有可能会期待一个比较良心的发展。关键问题是来自西方民间的，民间组织，其中包括许许多多像无国界记者组织或者一些人权组织，或者一些好莱坞的一些明星，包括斯比尔伯格。
这一些，无论是它是哪个行业，但是都是对中国施加压力。那么在这一部分，前天我也做了，我个人做了一个大致的分类，我觉得就西方的民间组织这一部分，其实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部分是我称之为务实派，就事论事派，它确实是从一个国际上的标准，国际通用的标准对中国目前无论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责任问题上，还存在着令西方不太满意的那部分指出来。比如说确实中国存在了环境污染的问题，是吧？这个上次绿色和平组织他们和中国奥组委它有一个绿色奥运的一个项目，那么他的负责人上我的节目时也说，他们认为中国奥运，北京在7月份之前要达到像国际上通用的这种环境标准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包括在食品安全，包括一些人权等等方面。但是这些像中国方面指出是就事论事的，换句话说，它背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色彩，更没有其他的战略上的企图和敌意，我称之为务实派。
第二部分是占据了西方绝大部分人士，从普通老百姓到媒体人士到艺术家，到这些文化工作者，尤其这部分人士，我称之为理想派，理想主义色彩人士。
我们知道西方人一般大都是比较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尤其是在那些对中国不太了解的人当中。所以他对自由、民主人权、公民自决、独立这些概念。基本上我以前举过很多次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和这个一些街道上你去让那些人去签字说西藏独立，台湾独立很多人都会签字的。但你仔细去告诉他们，他们又会重新想一想，他们的理性也会重新占据上风。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部分人，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
相对的比较复杂，一方面我个人并不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反华势力，确实相当一部分人他是具有正义感的，而且他是具有理想，天真的理想主义色彩，而这种理想主义色彩相当一部分是源于他对中国的不了解，或者是源于他对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进步的旅程，他不太了解。
我们不能说中国现在完全达到世界上的一些公认的政治和人权的标准，或者环境的标准。
但你看中国的发展，你要放在中国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下，看中国发展进步的速度，那么恰恰是这部分人，他对这部分的因素他不太了解。
那么再加上，也不可否认他背后有一些其他的组织在煽动。包括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上，我觉得所有的这些西方人权组织背后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不光是一个理想的色彩，当然在台面上永远是一些具有理想色彩的人士，包括像斯比尔伯格这样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正义感，有理想色彩的人，但是在他们的背后，相当部分或者是一些西方某些具有特殊目的的个人或者组织，或者也不排除是具有特殊利益的一些组织在向他们这些游说，或者在资助他们。比如说包括中国在苏丹问题上也不排除一些西方的石油公司在那些国际轮船组织背后进行游说工作。
所以这部分因素我们也不能天真到完全不加考虑，但是本身就这一部分人士而言，我认为我们不能把它归纳为反华或者反奥运的这么一些人士。
第三部分，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比较敏感。就是对华充满战略敌意的部分团体和人士。也就是这些人，我前面也讲，不管中国的政治体制到了哪一步，不管是中国如何回应，积极回应他们的要求，只有一点只要中国继续在发展，继续在崛起；只要中国继续会对他们的国际利益构成挑战他们就永远会把你视为一个潜在的敌人。
就像俄罗斯一样，今天的俄罗斯虽然已经是基本融入西方体系，你看西方有没有接纳俄罗斯。
所以这个是，这一部分是具有战略敌意的。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在前面三部分人当中，无论是务实派还有理想派，还是战略敌意派，这个当然是我的归纳，其实在这三部分人中，他们的界线永远不是那么经纬分明的。但是因为在理想派或者务实派的背后，往往有时候会有些战略敌意派，一些对华真正具有敌意的人士在通过其他的方式在运作，或者他通过15个中间环节在影响着这些人士。我想，这个部分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基本理清了这么种以我个人的归类分析来看，这么三种人士来看我觉得在中国方面就应该能够发展出一种相对比较理性务实的，在未来5个半月时间里，跟所有这三派人士进行回应的一些技巧，或者一些公关的方式。具体来说，我认为重点打击的是那种恐怖袭击。
安全上的隐忧，这一定是重点上的打击，毫不心慈手软的，要重点防范的是那些从战略敌意出发的对华的一些压力。但是对务实派，提出的一些确实中国国内或者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哪怕中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难以达到的，中国也必须或者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予以积极的回应。
这个回应不一定是完全达到他的要求，包括像他解释，我们一些难点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我想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回应。
那么对于理想派，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提出的种种的责难或者要求，包括他背后有一些其他的势力。我说了，通过15个中间环节向他施加这些影响的。
那么中国方面就要非常注意用国际通用的惯例，尤其是用国际通用的语言，予以积极的回应。当然最后的效果不一定是完全说服这些人，但至少中国方面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而不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予以回应予以积极的解释。
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我们能够生发出一些不同的，针对不同派别的人士生发出一些不同的公关技巧。也许在未来的5个半月时间里面，一定程度能够收到一点成效。
郑浩：对，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175天，那么面对着不同的类别的这个意见，有的是别有用心的，有的是带有敌意的，还有是善意的批评，那么我们应该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在下一节再进一步听听邱震海的分析，一会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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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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