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世同堂”的交易体系无法再形成，新的投资渠道如何构建？“家”作为独立的经济生产单位，当受到冲击时，它的存在基础是日渐淡薄？还是愈发巩固？

主持人：非常感谢陈教授精彩的演讲，刚才陈教授在他的演讲中间，讲到我们一种新的金融市场，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在中国出现建立以后，它有可能让我们从这种刚性的家庭的家族的这种伦理责任中间，把有一些功能剥离出来，这个可能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会产生一种非常刚性的一种内在的推动作用，是吧？

陈志武：对，所以这就为什么，在我看来很多的人，特别这些所谓的新儒学者，表达的这些愿望，可以理解，因为对中国人来说，整个社会越来越市场化，也包括越来越金融化，那么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那么习惯，不那么熟悉的，这些新的现象和新的人际关系，但是要我看的话，要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四世同堂这样的一个交易体系，或者安全体系。

主持人：安全体系。

陈志武：这个情感，包括情感安全体系，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因为不止是因为现在这个金融市场，越来越能够代替原来的传统的家庭家族，来实现个人的这个经济安全保障，也因为现在的人口流动大大地增加了，所以我刚才开始，之所以讲到原来的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意义上的那个"家"作为生产单位，作为情感交流单位，这个"家"作为生产单位，以非常快的速度在解体，使得中国夫妻花在一起的时间，以非常快的速度在下降，

另外，原来的传统的中国，大家作为左邻右舍的这个时间，世世代代作为左邻右舍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主持人：几代人在一起做邻居。

陈志武：对，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在那种因为生产，因为商业活动的话，都是在那么小的范围发生，而且世世代代都这样的情况之下，四世同堂，不止，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当地以前所唯一能够依赖的安全保障，也差不多是最可靠的一个安全保障。但是现在的话，城镇化，快速城镇化的发展，然后你今天是在哪里出生，像我们两个都是湖南人，我现在在美国生活，但是你可能现在主要的生活的地方是在北京，我的家里面的亲戚，你家里面的亲戚，他们即使想要把我们作为他们未来的生活保障的主要的依靠的话，这愿望很难实现。

主持人：还有一点，有一个观察，我可以提供给你，就是从养猫养狗来说，我们过去养猫是要这猫捉老鼠的，有功利要求的，我们过去养狗，这狗要看家护院的，而且最后头这狗肉，可能我们把它吃掉的，都有这种功利的这种设计安排。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这一些中国人养猫养狗，只有一种感情联系，就变成狗儿子，猫女儿了。

陈志武：所以这样的话，也是把狗也给，从工具中间解放出来，给猫以更大的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了。

主持人：对。

陈志武：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你一旦从这个金融交易这个需要，安全交易这个需要来理解文化的变迁，文化的成因，包括它的变迁的话，我们发现也可以，现在我更能够理解为什么，你像原来这么多的西方夫妻到中国来领养，领养中国的被抛弃的这些女孩，领养他们的美国父母，愿意牺牲掉他们的所有的时间，方方面面那么细微地照顾这些领养过来的女儿，之所以是这样子，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正因为在西方社会不是把家，把小孩看成是一种实现经济利益的工具，不是养子，他们不是要靠这个养子防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就觉得，一旦经济交易功能，利益交换的功能，从家，中国家庭里面剥离出来，家自然会越来越以这个情感，以爱情来定位，不仅仅不会消失，而且会继续巩固，

我想下面就是我们进入现场提问，现场同学有问题的可以向陈教授提出来。

主持人好，陈教授好，我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陈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而这次的金融危机也体现出了，高储蓄率的好处，政府应该如何开发手中有闲钱的老百姓？来弥补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然后政府在政策上应该如何运作呢？想听听陈教授的看法。

陈志武：中国这个，我知道从宏观的角度来讲，过去这些年，中国的这个储蓄率就相对于GDP的这个储蓄率越来越高，最近可能上升到51%，1992年的时候，全国的储蓄率大概是40%，相对GDP的40%，现在的话上升到了51%，但实际上，我觉得很多的人有一个错觉，一个错误的理解，中国的储蓄率越来越高，并不是说，所有的储蓄率都是因为中国个人，中国家庭不愿意花钱，存下来很多钱，实际上如果去看看细节的话，我们会发现，1992年的时候，中国民间家庭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大概是21%，到现在呢，中国的民间这个家庭储蓄，也是相当于GDP的21%，到现在啊，所以就说明过去16年左右，或者过去更长时间20年左右，中国的那个民间储蓄率，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呢？总的宏观储蓄率，从1992年的40%，上升到现在的51%，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的储蓄越来越多，中国这个企业的储蓄，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大概是16%左右，上升到现在的23%左右，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看到，第一个给中国的储蓄率，越来越高作出贡献最大的，是这些国有这些企业，其中尤其是国有企业。

第二个作出贡献最大是那些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储蓄占GDP的比重，也是在过去的十几年，大概上升了4个百分点，所以把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上升增加了差不多，差不多6个到7个百分点，再加上这个政府的储蓄，占GDP比重，上升了4个百分点左右，我们看到这就为什么两项加在一起，让中国的全国的储蓄，占GDP的比重，总共上升了，增加了，在过去十几年增加了10%到11%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些误解，并不是中国家庭不愿意花钱，这么非理性只想到存钱，而是这个因为目前这个制度安排的原因，让这些国企赚到的钱，不受到任何到要回馈给中国老百姓，这样的没有一个压力，所以就使得这个储蓄，就企业储蓄，越来越高。

学生：主持人您好，陈教授您好，我是一名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博士生。我想问一个问题，费孝通教授曾说过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那么人情关系在社会发展中起一个非常关键性作用。并且在短时间之内，这种情况是不可以改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发展的阻力在哪？那么改革的困难在哪？

陈志武：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逻辑顺序，实际上也基本上补充了费孝通先生关于这个中国乡村的这些描述，也就是说，原来基于这个家庭家族，然后具体的，通过这个养子，通过生小孩，来实现经济保障这样一个体系，当然也包括这个友情，还有其它的亲情，大家都彼此呢，通过这个亲情关系人情关系来互相帮助，互相保障的话，由此才形成了这个费孝通先生研究的，这个温情脉脉的这个人情乡村社会，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种基于人，作为交易工具这样的一个人情体系，人情交易体系，或亲情交易体系，它对于个人的压制，压制个人，压制个人这个生活空间，选择空间这个程度太小了，让我们付出的这个代价，总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在这个，这就为什么呢。

现在随着中国的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那么，这个我们离开这个原来基于人，作为交易工具的这种体系，会越来越远，那么以后我是希望，不管是银监会，还是证监会，还是保监会，能够把保险行业、银行业、证劵行业这个基金理财行业，特别是银行业，在很多针对于家庭，针对于个人的，这种投资产品、理财产品有针对性，针对他们这个医疗需要，提供的这些保险、产品等等，应该要把这些不同的金融领域的创新空间，要进一步扩大，要减少政府部门，对于这些创新领域，金融创新的管制，未来中国社会不可能不依赖金融市场，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我觉得更多要从基础上，想办法，通过更多的鼓励，金融创新，来减少以后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个频率和概率，这就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层面，如何建设，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不是说要不要发展金融市场的问题，而要发展金融市场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在中国，更多的放开这种管制，减少这些监管部门，对于方方面面，金融领域里面这个阻挠和这个限制。

主持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儒家社会，修身齐家背后，其实也有金融学的逻辑安排，孝道文化亦离不开金融的跨期价值交易，这是温情脉脉的，道理伦理背后，真实的金融学逻辑，而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兴起提供了另一种金融学逻辑，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非常乐见这种文化变迁的出现，因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依赖于新的金融学逻辑来促进，由法制保障的，非人格化金融市场，对瓦解传统儒家家族社会的作用，具有极其强大的逻辑力量，好，让我们对陈志武教授今天精彩的演讲，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谢谢凤凰网的网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